快步走到指南车旁，仔细地验看着。

元芳道：“大人，您发现了什么？”

狄公没有回答，对身后道：“张环、李朗，你们将指南车抬出来。”

二人答应着走过去，将一辆指南车抬了出来。狄公走过去静静地查看：铁杆、指针都是完好无损，只有车体已经破裂。狄公将指南针立起来，指针一转，指向了狄公身后，狄公倒吸一口凉气；再次转动指针，仍然是相同的方向。狄公扭头向身后望去：“那是南方吗？”

身后的吉利可汗笑道：“狄公，那边是北。你面向的才是南。”

狄公的双眼猛地一亮，对张环、李朗道：“把车翻过来。”

二人立刻动手，将指南车翻了个个儿。众人的目光向车底望去，只见车底部放着一块黑色的石头，狄公伸手动了动，石头是被固定死的。[...]

狄公轻声道：“难道会是他？”他缓缓向前走着，口中喃喃地道：“赵文翙大军为什么会误入契丹境内，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角落里堆放的几辆指南车残骸映入他的眼帘，他登时想起了在贺兰山道上与黄真的一番对话——

狄公问道：“你们借道突厥境内向东硖石谷迂回，怎么会到了这里？”

黄真道：“是呀，末将也觉得万分蹊跷。”

狄公道：“也就是说，你们绕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的境内，之后才遭到了伏击。”

黄真道：“这、这怎么可能！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呀！大军行进之时，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怎么可能走错？”

狄公静静地望着面前的指南车，一丝灵光猛然在脑海中闪过，他脱口叫道：“指南车！”远处的吉利可汗和李元芳闻声走了过来，狄[...]

石国军械库里，堆满了赵文翙大军的旗帜甲仗和锱重。一队马队飞奔而来，为首的正是吉利可汗、狄公、李元芳等人。众人翻身下马，吉利道：“狄公，这就是在金山中发现的赵文翙部锱重。”

狄公点了点头，身旁的李元芳道：“可汗陛下，我让手下点查一下。”吉利可汗道：“李将军请便。”元芳冲身后的八大军头摆了摆手，众人无声地行动起来。

狄公缓缓向前走着，一面杏黄色的大旗跃入眼帘，他轻轻拿起大旗，平展开来，大旗上书：“营州右军”。狄公一愣，轻声道：“营州右军……”忽然，他想起之前曾见到过的同样的字号——那是在东柳林镇的院子里。当他在磨盘底下的地洞里翻查“吴大憨”床上的衣物时，发现一件军服的衣襟下写着“营州右”三个小字。[...]

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就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读了《江城》之后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双重粉丝。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的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我的期望是捕捉住那时那地的精彩瞬间。我对那个地方——深邃的长江、精耕细作的绿色山峦——十分了解，但却很难勾勒出那一时刻。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的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但那个城市和那里的人们总是满怀着生命的激情和希望，这最终成为了我的写作主题。这与其说是对源流或归宿的探究，不如说是对我在大江中流所度过的两年光阴的记录和写照。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