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的确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拷问。其实，回头看历史，总是这样的轨迹。革命者，充满热情与干劲，带着建设新世界的理想，革了落后者与落后时代的命，然后坐享其成，时间一长，再被新的革命者革命。

周而复始，历史在重复中前行。

我们呢？有时，既得利益者还有另外的毛病，成功过，意味着也许优秀过，于是，自以为是。殊不知，时代已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世界已不是原来那个世界，可这个时候的既得利益者，依然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慢慢地，成为正确理念前行的阻拦者，而自己还并不觉察，让旁观者感慨并为之发出一声叹息！

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吴长庆受够了李鸿章的鸟气，不想自己的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他为袁世凯请了最好的老师：深得吴器重的幕僚张謇。

南通人张謇（1853—1926）余生还将和袁世凯过招无数，第一回合大头留给他的印象是：态度谦恭，文章狗屁不通。

虽然眼下张謇只是个秀才，但众所周知他后来高中了状元。做人要厚道，你不能拿一个状元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大头的文章。

就在袁世凯因办事干练被提拔为营务处帮办（总管庆军各营的司令部，帮办排在总办和会办之后）时，山东之东，再一次波涛汹涌。

庆军的前身是吴父在老家办的团练，发展到五百人后被淮军收编。

然而，团练不是团购，下个单就不管售后。一帮人都是乡里乡亲走到一起的，管你是李鸿章还是李鸿藻，人家只认吴长庆。

更何况，你直隶总督是从一品，我浙江提督也是从一品，听你调度那是服从安排识大体。

作为武官，吴长庆深感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连秀才都不是），只好缺啥补啥，在带兵之余手不释卷，网罗文士，被时人称为“儒将”。

进士出身的李鸿章听说后差点没笑掉大牙，需要找茬时便指责吴长庆“罗致文人以通声气”。

此时，吴长庆见故人之子来投，非常高兴，欣然收留，并刻意培养，严加指点。

阮才子后来成为袁世凯三大笔杆子之首，另外两人夏寿田、张一麐虽亦受倚重，但终不敌阮忠枢和大头几十年的交情。

阮忠枢作文，常常挥毫而就，所拟文稿“最当袁意”。袁世凯的奏章书信，大多出自其手笔，甚至连朝廷的御旨，也时由阮来起草。

而同时，阮忠枢又是一个喜欢打麻将抽鸦片的旧式文人，剪了辫子可以直接去演《书剑情侠柳三变》。大头有重要公文需要他拟写时经常找不到人，派家仆去寻，不在烟馆就在妓院。

找到了人也不耽误事，用腰带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写好文章继续寻欢作乐。

1881年5月，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正式投入吴长庆营中。

事实上，庆军虽说归淮军管，但因不是嫡系部队，不受待见，吴长庆和李鸿章基本貌合神离。

大头年轻时身材尚未发福，除了头大一些，整体上属于一表人才。再加上能说会道，天生把妹达人，沈玉英被哄得死心塌地，拿出私房钱给大头当盘缠，劝他早离上海，另谋出路。

爱情不是张嘴奥迪伸手迪奥，而是昙花一现的梦幻泡影。真正走到最后的，是情义。沈玉英让杜十娘不再是传奇，更羞煞了一帮拜金比拜佛还虔诚的上海女人。离别前，玉英备酒送行，含泪对大头说：“你走以后，我就出钱赎身，搬出青楼。切记努力功名，不要相负。”

大头指天誓日，挥泪而别。

由于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沿海戒严，庆军六个营已移防至山东登州。袁世凯一路向北，在途中结识了阮忠枢。

穿过嘈杂的人群，从天井向二楼一处僻静的角落望去，一个身着白色旗袍的女子侧倚着栏杆，正静静地练笛。慵懒的阳光将空气里的尘埃打得颗粒毕见，沐浴着光辉，女孩清秀的脸庞显得格外动人。

乍见之下，袁世凯站住了，像被电流击穿全身。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摇镜头全景式地展现了他内心莫名的惊喜，好似纳兰容若猛然间又见初恋情人时的“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

大头心道：“如果世间真有曹子建笔下‘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之人，那一定是指眼前的这个女子。”

她叫沈玉英，苏州人。为了她，袁世凯床头金尽，两人坠入爱河。

人言婊子无情，但沈玉英是真爱袁世凯。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南下途中，经过上海。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三项过人之处：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第一条自不待言，而后面两条，大头更擅长使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收买不了的人十个里有一个就不错了，因此，武力消灭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上海滩遍地都是黄金，可袁世凯没找着钱却找到了真爱——晚清果然不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小时代。

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来不及欣赏，盘缠便即将告罄。袁世凯宅在旅店心急如焚，崩溃得直用他那颗大脑袋撞墙。

一个冬日的午后，寂寞的大头在闲逛时禁不住诱惑，钻进了一家妓院。

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炙手可热势绝伦。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难想见。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凯如出一辙：李鸿章帐下进士如云，你要不是个举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头只是个秀才，还是买的。所以，平台虽好，齐大非偶。

袁世凯的想法是投奔时任浙江提督的吴长庆，叙述一番后，徐世昌然其说。

乱世即将到来，千言万语都浓缩在四个字中：兵为将有。

徐世昌还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个趋势：从兵为国有到兵为将有。

为什么《走向共和》里的袁世凯总喜欢说“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为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头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信。被举荐人是袁世凯。

周馥和袁保龄曾同为李鸿章帐下幕僚，私交甚好。袁保龄见侄子在家乡花光了积蓄，又没考上举人，有心帮他一把，但自己写荐书有请托之嫌，便让周馥出面。

袁世凯则深信“至柔可以克万物”。

徐世昌却告诉他，曾国藩不会这么说。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蛮。

曾国藩认为柔弱本身无法制胜，必须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伟就说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产生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这正是二者的差别！一个强阳弱阴，阳体阴用（保清的曾国藩）；一个强阴弱阳，阴体阳用（亡清的袁世凯）。

如果说“寓深雄于静穆之中”的曾国藩在人生的尽头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么，“负阴以抱阳”的袁世凯会怎样？

世事如棋岂能尽知？但求步步为营、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国藩半是无奈半开玩笑地对弟子郭嵩焘说，等他死后，墓碑上就刻六个字：不信书，信运气。

诚如斯言。

徐世昌认定袁世凯可交，也是看重他那股闯劲和韧性。这一点在年轻时尤为重要，曾国藩就经常劝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在谈到“刚柔”问题时，徐世昌认为，太刚则折，太柔则废；至刚无刚，至柔不柔。刚柔并济是理想状态，但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几人？

当看到京浙会的小姐都开奔驰上班时，你还能继续淡定地埋头做好手上的工作吗？

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如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曾国藩坚信这一点，所以忍耐到底，徐图自强，不为人言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怀才不遇时，以“耐冷”为要；贫困交加时，以“耐苦”为要；应酬繁多时，以“耐劳”为要；遇到同辈以声气得利、晚辈以干请得荣时，以“耐闲”为要。

至于“术”的层面，曾国藩虽也归纳总结，但从来就不是他研究的重点。

因此，老曾的文章，读来质朴实在，有种你正急匆匆赶路，一好心的老农在旁边吆喝“小伙子，留神前面有坑”的亲切感。

曾氏之学类似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做长线。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强调勤与恒（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忘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说无论什么事，要想做成样子，必须有两点，一是规模，一是精熟。而这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当然你会说，这有啥稀奇的？小学思想品德课就天天听类似的碎碎念。

的确，老曾给的“成功秘笈”知易行难。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凡全副精神专注一事，终身必有成就”，甚至连“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么迂直的话都抛出来，就是告诉你在中国这坛大酱缸里要想排除干扰矢志不渝，何其之难！

当看到京浙会的小姐都开奔驰上班时，你还能继续淡[...]

迷路不是没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事物总是从一个极端发展变化到另一个极端，至阴即阳，至阳即阴，譬如昼夜交替，循环往复。因此也可以说，曾国藩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就是曾国藩，看似相反，实质无二。

大头还记得第一次见曾国藩时，老头儿长相拙朴如农夫，身边一只青藤箱子，长袍上沾着油渍，完全不似一品大员的模样。

而这正符合袁世凯对他的想象。

权术崇拜早已融入国人的生活，阴谋论成为衡量世相百态的唯一矩尺。人们口耳相传着关于曾国藩的神话，在书商的推波助澜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女生恨不得毕业就嫁入豪门、男生巴不得有内幕消息一夜暴富的投机时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注定学不了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