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号星期五，里士满大雨倾盆。

雨从黎明时分就开始了，一阵接一阵，怎么也止不住，打得百合花只剩下光裸的茎干，柏油路上、人行道上遍布吹落的残叶。街上出现了小河，球场和草地有了新生的池塘。我在雨水敲打石瓦的声音中朦胧入睡，这个绵绵长夜融解成迷雾茫茫的星期六清晨，我做了个恐怖的梦。

我看到被雨丝割裂的玻璃窗外有一张白色的脸，一张没有形状、不似人脸的脸，像由尼龙丝袜扎成、不成模样的洋娃娃脸。卧室的窗原本一团漆黑，但突然之间，那张脸出现在那里，那个恶魔正看着我。我惊醒过来，瞎子般望向黑暗深处。直到铃声再度响起，我才知道自己是被电话吵醒。摸也不摸，我便找到了听筒。

“斯卡佩塔医生？”

“是。”我伸手开灯[...]

雨从黎明时分就开始了，一阵接一阵，怎么也止不住，打得百合花只剩下光裸的茎干，柏油路上、人行道上遍布吹落的残叶。街上出现了小河，球场和草地有了新生的池塘。我在雨水敲打石瓦的声音中朦胧入睡，这个绵绵长夜融解成迷雾茫茫的星期六清

六月六号星期五，里士满大雨倾盆。

红军攻打了十天，没取得多大进展。一些阵地来回拉锯，得而复失。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还怎么打仗呢？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就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不再实施了。

7月下旬，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4军、30军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松潘。但是胡宗南部队顽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一天，敌军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的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只好撤回卡龙。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4军猛冲猛打，给胡宗南的丁德隆旅以沉重的打击，推进到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硬着头皮顶住不逃跑。他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招呼后续部队，迅速向松潘靠拢。

此时，徐向前率领红军的中路军，正艰难地向松潘前进。他回忆说：“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31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控扼，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战事的发展证实，徐向前的担忧不是没道理的。

红军占领毛儿盖，即向松潘前进。松潘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坚，城内多是汉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部奉命进驻松潘，堵截红军北上。阿坝的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人员说：“从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在红军来到后，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在松潘城内外，决心死守松潘。

林彪接到报告，迅速修改了计划，放弃由壤口迂回松潘的决定，命令部队改由黑水、芦花一线向毛儿盖进军。7月9日，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30军88师主力到达毛儿盖。这里是攻打松潘和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有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一个营把守。他们占据一座喇嘛庙，企图顽抗。红军扫清外围，包围了喇嘛庙。守敌营长李日基被红军打得没办法，请胡宗南增援。胡宗南回电命令：“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10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20元。”李日基慌乱之下，电报刚译出“将电台砸毁”就没再往下译，砸了电台，趁夜深雾浓单身逃跑。毛儿盖守敌全部被歼。李日基逃回松潘，副官处叫他领赏，他还不知领什么赏。

电报最后说：“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道迂回松潘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

6月29日，指挥左路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下达前进命令，以陈赓、朱瑞率红1师的5团、6团为先头部队，由康猫寺向壤口（今红原县境内）进发，准备迂回到松潘。当部队到达中壤口时，与麦桑土官杨俊扎西率领的千余藏族骑兵遭遇，展开了激烈拼杀。这一带地势开阔，藏族骑兵往来冲杀，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损失较大。红军作战失利，被迫退回康猫寺。事后，陈赓、朱瑞致电朱德、林彪，检讨失败的原因说：“此战斗原因是首长指挥失当，敌之力量优势我一倍以上，加之指挥战斗员三日游击，饥饿疲劳及未与骑兵作过战，情绪受很大威胁，不能够应战。”

第二天查明情况后，陈伯钧命令79团派主力收复八角。但该团指挥员顾虑畏缩，迟迟不动。第二天才派出部队去八角。结果因指挥不当，八角得而复失。79团又败了回来。红军连续失利，说明藏族武装确实剽悍善战。后查明，进攻抚边的是藏族头人金刚钻的部落。

8月8日，敌情更加严重。四川军阀部队也从懋功过来了。抚边周围的木坡、石观音、潘家山一线发生激烈战斗。尽管红军反复冲锋，终因兵力太少，寡不敌众，被迫放弃抚边，撤退到两河口。

就在红军后卫部队屡受藏民武装和国民党军袭击骚扰，且战且走的同时，在前面执行进攻松潘计划的先头部队，进展也不顺利。

18日，一支采粮队在部队掩护下前往三岔沟，在丹巴路上遭藏民武装袭击。部队负责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大受损失。陈伯钧闻讯，“当即命39团首长率2营前往增援。事后检查，失掉长短枪近40支，伤亡40人”。

几天后，五军团和9军移驻抚边。军委电令他们坚守抚边、八角一线，保障红军后方的安全。但是藏族武装紧跟在后，让人不得安宁。7月29日早晨，陈伯钧派两个连兵力去石观音一带筹粮，“归来时只弄到少许菜蔬，并失人枪各一”。晚间传来消息，9军“79团受夷匪及少数白军袭击，于夜21时失去八角阵地，退至木坡”。

王平用手枪开了一枪，想吓唬吓唬，老头动也不动。邓团长用步枪一枪打中了老头，没想到“这位老人从墙上爬下来，把门打开了。还竖着大拇指，意思是称赞团长枪打得准，他佩服”。大家这才明白，藏民“喜欢强悍，鄙视懦弱；只有你武艺比他高，本领比他强，他才服你，听你的”。

最困难的是陈伯钧所在的红五军团，他们与四方面军的9军共同担任后卫，驻守懋功，掩护红军总部的安全。在藏族骑兵的袭扰下，几乎无日不战。与藏军相持数日，到7月11日，懋功城内部队的粮食只够七天之用，再等下去就要挨饿。陈伯钧命令部队四出搜索粮食，打击顽抗之敌。

萧锋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危险，8月5日，“午睡时起床到屋后解手，突然有三个藏民打扮的人从小树林里拼命跑来抓我，我急得提着裤子就跑。我的老天，差一点被他们杀了”。

在红军与藏民的对抗中，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一天，王平率11团进至一处藏民院子，“房子里的年青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院子。围墙和门都很厚实，谁靠近院子，他就在围墙上打石头。他不懂汉语，我们喊话也没有用。部队再也找不到别的房子，都很着急”。王平对彭德怀说：“给他一枪算了。”彭德怀不让打。

萧锋所在部队6月30日从梭磨出发。“这一带山路两旁都是原始森林，看不到藏民，只听到森林里‘呀罗，呀罗！’（杀汉人的意思）的叫喊声。通讯连一个班长和两个战士外出架线时，被藏族头人的反动武装杀害。”“沿途土司头人的反动武装，经常躲在树林里打冷枪，袭击、捕捉我们掉队和执行任务的零星人员。据统计，仅直属队就有二十几人被捕杀。”藏民武装袭击的规模越搞越大，8月3日在毛儿盖地区，一军团3团7连“在上打古山峡放连哨，被地方反动武装偷袭，除一通讯员逃出外，其余65名同志都被杀害了”。从遵义走到这里，一方面军还很少吃过这么大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