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我们所经过的松、理、茂一带的地区内，常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在这些区域内的政权形式，不是一开始就组织苏维埃。为着能够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我们可以组织一种临时革命委员会。而且从革命委员会转变到苏维埃的政权的时期，可以比在一般的区域内长一些。”

文章后面还附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其中有号召康藏民族自决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有信仰宗教自由等内容。最后特别注明：“这一纲领还是草案。”

这份《前进》是黄超通过关系从一方面军干部手中偷偷要来的，他告诉张国焘：这是一方面军内部传阅的，规定不得让四方面军知道。

张国焘翻开一看，上面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一篇长文—— 《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张国焘对此人颇为熟悉。他是江西萍乡人，与张国焘同是江西老乡。凯丰原来在党内默默无闻，自从去了莫斯科，回国后便青云直上。1934年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靠博古等留苏派的提携，凯丰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张国焘耐着性子往下看，凯丰的这篇文章先是引了一大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理论，而后话题一转说：“

可未必能像她这样心疼你，像母亲疼爱孩子，在她怀里你不过是个可怜的孩子。你贪得无厌，不要以为你还强壮，你也很快会老的，你就什么都不是。你玩姑娘去呀，可最终，你也还是她的，最后也还得回到她身边，只有她能容忍你，你的弱点她都能宽容，你还哪里去找这样的女人？

两河口会议刚刚结束，张国焘本打算和中央负责人谈谈话再回茂县总部。这天中午，秘书黄超——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把一份刚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第2期递给张国焘。黄超原来在上海读书，从事地下学生运动。30年代初被上海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当时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中共中央却举荐他可以担任要职。黄超在四方面军总部做了张的秘书。1933年1月，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黄超被沈泽民（川陕省委书记，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等领导人怀疑为“第三党”和“取消派”，揭发他有小组织活动。在那个“左”倾的时代，戴上这些帽子足够杀头了。但张国焘并未怀疑黄超，仍然信任他，保护他。黄超对张国焘当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

动。确实心里有些不安，沉不住气了。那时中央红军有十三万人，搞了那么多年，结果还是离开了。我们怎样办？这个思想一直没有说明过。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不能死守川陕（通南巴）苏区。与其等敌人压过来被迫退出，不如主动退出。找一个有利地区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所以当一方面军接近懋功，与四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极其兴奋。陈昌浩亲自在墙上写大标语：“庆祝三十万红军大会师”。徐向前在旁边冷笑，说：“哪有这么多红军？你这样宣传还兑现不兑现？”当张国焘在两河口见到一支疲惫不堪、装备破烂的中央红军时，原来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其言谈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

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是否正确。”

短短的几天会议，张国焘的思想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四方面军之间人数和实力的差距确是张国焘野心膨胀的一个原因，但如果简单地把长征中的这场大破裂归咎于此，未免把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必须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都真诚地盼望中央红军的到来，能扭转不利局面，使革命摆脱困境。陈昌浩回忆：“大概在（1934年）8、9月里，当时领导上知道敌人已在进攻中央苏区。我到后方以后，和张国焘、向前同志常谈这件事，天天晚上注意收听中央的消息，注意打到了哪里，以决定自己的行[...]

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主席还是钦佩的，感到中央红军发展很大。但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好象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并以此为其脱离通南巴苏区做辩护（当时有些干部对离开有意见）。证明他的领导正确，保存了力量，成了红军的主力，一方面军是不行了。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我的思想除右倾有共同点外，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为了他的俘虏。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

。佛经有云：‘无量有四：一慈、二悲、三喜、四舍。’这‘四无量’么，众位当然明白；与乐之心为慈，拔苦之心为悲，喜众生离苦获乐之心曰喜，于一切众生舍怨亲之念而平等一如曰舍。无量寿佛者，阿弥陀佛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当即向张分析了南下与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劝说张国焘还是北上为好。“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

陈昌浩回忆：“张国焘在前面开了两河口会议，打回来个电报，内容大意是情况不妙，可能是说中央红军留下不多了，埋藏好久的篡党思想可以公开了。会后中央派刘伯承和张国焘回来传达，但张国焘在路上把刘伯承留下了，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完全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好多都是他臆造的。

在老之将至的这几年，监听员千万遍问自己：这就是我的一生吗？他又千万次回答：是的，这就是你的一生，这-生所拥有的，只有监听室这小小空间中无尽的孤独。

他不能失去那个遥远的天堂，即使是在梦中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一行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杂谷脑镇（今理县城关），张国焘找了个借口，把刘伯承、李富春等都留在那里（当地是张创建的“西北联邦政府”驻地），自己则快马加鞭地赶回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

此时，留在总部的徐、陈二人正满怀希望地盼着张国焘回来，听听中央对下一步战略行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况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

这时便将麻绳拴住公牛的鼻子，用蔑圈套住牛角，牵了出来，穿上新衣的主人家向牛再三跪九叩首。在他高声唱颂中祭家的男主人于是手执梭标，追牛刺杀。尔后，这家人亲属中年轻后生们一个个接过梭标，在鼓乐声中，轮番冲刺。牛绕着五花柱喷血狂奔，直到倒地断气，众人割下牛首分肉，牛胸脯尽归他祭师所有。好日子现今彻底完啦！

张国焘虽然到鄂豫皖苏区时间不长，但他资格老、口才好，有组织能力。这两大苏区都曾发展到十万红军。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通南巴，张国焘都是说一不二。他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他人之下。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故意往多里说：有三万（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态，说：我们有八万。从这时起，张国焘的热情，就已经大大降了温。

他曾流着眼泪对来访的老部下龚楚说：“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同志吃不开了，只好慢慢忍耐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时，凯丰还轻蔑地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对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马列教条，动辄挥舞棍子打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

因有李宗黄背后撑腰，几百名党徒、军人、特务精神亢奋，呼呼隆隆地冲入学校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有自视勇猛者竟公然投掷手榴弹进行轰炸，仅片刻工夫，联大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及20余名学生被打翻在地，嗷叫不止。其时正从联大门口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员、退伍军官于再，不幸被一暴徒拉响的手榴弹当场炸倒，后送医院不治而亡。当日12时左右，在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下，四五十个特务强行攻入联大师范学院，在院中投掷手榴弹。师院学生人少势寡，猝不及防，见对方来势凶恶异常，于混乱中只好从食堂窗户爬入窗外的昆华工校求援，待与昆华工校同学联合后，即从窗户复入师院以石块木棒进行绝地反击，这一行动竟将大批特务击退于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