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们无法给予推动，推动不是她们的任务。她们没有创造发明的才能，也没有独立自由的个性，但她们是勤恳老实，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

溺水少女的手指

探摸入口的石头

张开蓝色的裙裾

注视海边的卡夫卡

唐诗简史

有人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这话不错。中国的诗歌，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起点很高。先秦两汉时期，一部《诗经》，一部《楚辞》，还有几十篇汉乐府，是很足以让人自豪的。但是，先秦两汉并不是诗歌的黄金时期。先秦时期，称得上是诗人的，大概也就只有屈原、宋玉等寥寥数人，而更多的人，只是在“用诗”，而不是写诗。两汉时期，称得上诗人的也没有几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出现了诗歌的繁荣。这一时期思想的大解放、五言诗的成熟、音韵学研究的成果等，为唐诗的出现和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王朝立国近三百年，而且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也极为发达，音乐、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成就最大[...]

辛楣道：“这笑话讲得不通，头上长角，本身就变成牛了，怎会表示出是牛奶场的管理人！”说完，四顾大笑。他以为方鸿渐又给自己说倒，想今天得再接再厉，决不先退，盘桓到那姓方的走了才起身，所以他身子向沙发上坐得更深陷些。

赵辛楣的父亲跟苏文纨的父亲从前是同僚，民国初元在北京合租房子住。

萦绕在几代英国人心头的梦魇随着一纸条约就此消散，画面在中方谈判代表耆英笑呵呵的脸上渐渐淡出（此人甚至要认英方代表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镜头从南京切到了河南。

曾因酒醉鞭名马

河南省陈留县的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袁树三履新不久，正干得如火如荼。虽然官职低微（从八品），但在母亲的鼓励下，袁树三还是将一县的教育工作搞得井井有条。

按理说，海瑞也当过县教谕，从八品干好了，保不齐哪天就青史留名了。但问题是，袁树三有个弟弟叫袁甲三。

袁甲三时任军机章京，为大清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基层公务员袁树三怎能不压力山大？

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关设立起一百五十多年里，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就额外征税陷入到与广东官员聚讼不休的博弈当中，以至于一个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后来写道：“人们在欧洲喝到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希望通过交涉，解决粤海关的陋规问题——英国人习惯了有法可依，对那套上下都打点完没准最后还栽在一个小科员手上的中国特色头痛不已。

当告状和外交等各种尝试都失败时，被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便爆发了。

《南京条约》的条款最能体现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其中第十条赫然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久之，崇文门税关的创收手段达到了让所有税关都望尘莫及的境界。

左宗棠有一次进崇文门，因为行李很多被勒索了巨额财物。第二天进宫拜见皇帝，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正想上前理论，对方却先发制人，过来打了个哈哈：“大人您昨天进城，何必这么客气，打赏他们那么多银子？”并再三言谢。

左宗棠见此，当场无语。

只欺负欺负自己人倒也罢了，毕竟我华夏草民皮糙肉厚，个个都是超级忍者。问题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时代到来，你可以不跟自家奴才讲理，洋人却一定会跟你讲。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事实上在中国生存，都不容易。今天你往牛奶里兑点三聚氰胺，明天我在炒菜里调些地沟油，大家一来二往的也就扯平了。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话说某天下了早朝，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答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一顿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老鸨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技术宅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出了事要替长官背黑锅，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四十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写木马程序一样可笑。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为人民币服务

同治七年（1868），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平定，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大清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雇佣长随、交际应酬，都要大把撒钱。

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而来的候补官纷纷倒在了梦想的光锥之外，饥寒而死。

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绝望之下，终于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开卖乌纱的高官，因为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一白领的生活水准，实在不符合草民的想象。

事实上，地方官送钱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雷打不动的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归宿。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但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