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情激奋了：“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虽死犹荣！”

同盟会胼手胝足造了二十年反也没成功，瑞澂用了不到二十天就逼反了武汉新军，真可谓君要臣反，臣不得不反。

工程营的同志统一了意见，熊秉坤立刻去邻近的二十九标第二营，找到营代表蔡济民。

蔡排长正躺在床上蒙头大哭，想是刚刚得知杨洪胜等人的噩耗。

听说熊秉坤要起义，蔡济民擦干眼泪，振作精神，当即唤来附近的三十标的同志，共同议定了起义时间——当晚七点。因为有杨洪胜之前送的几盒子弹，熊秉坤等人信心十足。

纸包不住火，尤其包不住怒火。新军内部要暴动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空气里弥漫着躁动与不安。

鉴于国人向来以“勿当出头鸟”教育子孙，代代相传，人人都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为幸，徐兆宾的勇气还是值得景仰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徐兆宾是熊秉坤安排好的话托儿，毕竟生活在权谋大国，一切皆有可能。

熊秉坤顺势激动道：“早晚都是死，名单已在瑞澂之手，与其等死，不如一搏（晓之以理）！安徽的徐锡麟，同盟会的汪兆铭，一个刺巡抚，一个炸摄政王，一个死一个生。然而，无论成败，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何其荣耀（动之以情）！况且，我们合力进取，并非没有胜算。若革命成功，那诸位就是誉满天下的民族英雄，光宗耀祖（诱之以利）！”

事实证明，熊秉坤没有熊。他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之前，彭、刘、杨三人被砍头的照片已经传示各营。瑞澂此举有点向古人致敬的意思——杀了熊廷弼，传首九边。问题是乱兵早就人心惶惶了，你还拿着鲜血淋淋显影效果又不好的黑白照片去吓人，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使人心更加思乱。

面对白色恐怖，士兵们默然不语，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熊秉坤。

一个叫徐兆宾的率先打破沉默，站出来高声道：“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惧之！”

熊秉坤两眼一黑，差点晕倒。

杨洪胜、刘复基和彭楚藩都是自己的至交好友，仅半日工夫，便已阴阳相隔。

更多的消息陆续传入营中：军警昨晚和今晨已破坏多个革命机关，抓走几十人。孙武、蒋翊武下落不明，革命党名册在清廷手上，危险旦夕将至。

作为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此时如断了线的风筝。没人再给他下指令，也没人能告诉他路往哪走。他的抉择，攸关的已不是一人之生死，还有全营两百号革命同志的身家性命。

甚至，历史的走向。

熊秉坤将杨洪胜的话传达下去，一个叫任正亮的革命同志很自觉地戴上了白布。任正亮的亮点不在戴白布，在于他戴着白布去排长室偷子弹，估计是想避免像南湖炮队那样有枪无弹的悲剧，谁知却引发了另一个悲剧，被排长陶启胜抓了现行。

陶排长警觉道：“你胳膊上捆绷带做什么？”

任正亮装傻：“胳膊受伤了，以此扎缚。”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吃早餐时，熊秉坤看见买菜归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问他怎么了。

司务长说，督府半夜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经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当画面切到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时，革命党营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营房，准备洗漱。

由张彪坐镇的新军第八镇可谓革命的摇篮，不知出了多少乱兵。现在终于轮到最牛的一个出场了。

熊秉坤一边洗脸，一边琢磨昨晚的事。先是杨洪胜跑来转达蒋翊武号召起义的命令，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杨千叮万嘱的那句“革命同志左臂缠白布一条，以免枪响后误伤”。平时喜欢读书的熊秉坤当时还想：为什么是左臂？难道要跟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形成千古呼应？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

不到一天时间，新军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毕竟好多人枕头底下压着的畅销禁书《扬州十日记》都还没来得及销毁，一帮“反动”士兵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天时地利人和，民国的汤药已经煨好，只待揭锅。

10月10日的清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静静地望着从它脚下淌过的长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块岩石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它都了然于胸，仍未看出任何玄机。兔走乌飞，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汉阳的兵工厂伴着晨曦开动了马达。单调而重复的轰鸣声让人生厌，却不知要忍受这噪音污染到何日。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认真，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弄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他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日凌晨，雷厉风行。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杀刘复基等人已然是觉悟高于信仰的艰难决定，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满清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上下同欲者，胜

然而，犯禁是人性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满了刺激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按理说，党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党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宽大，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等到窗外的炮声，却迎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他立刻在总督衙门外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激昂的宣传演出。

徐万年面露难色。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久了办公室，便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改变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染上几年，乔布斯也就是饱食终日。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南湖位于武汉三镇南端，与长江相通。共进会精耕细作，早就在此经营了以徐万年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十二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时钟显示十一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进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邓玉麟找到标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于是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原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乃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作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五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十二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党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交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取。

而俄国毛子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都对草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革命党人的罪证，转交给了清政府，并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待革命党上钩。

俄国巡捕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下，革命党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情越来越沉重，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