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高山一重重裹绕着的城市，春天，好象空袭的敌机，毫无阻碍地进来了。说来可怜，这干枯的山地，不宜繁花密柳；春天到了，也没个寄寓处。只凭一个阴湿蒸闷的上元节，紧跟着这几天的好太阳，在山城里酿成一片春光。老晴天的空气里，织满山地的忙碌的砂尘，烘在傍晚落照这中，给春光染上熟黄的晕，醇得象酒。正是醒着做梦、未饮先醉的好时光。

“人总是要死的，那也没什么。古老中国认为人就是气体凝成，几十年后散去。古印度一派宗教认为人只是宇宙之光一个瞬间的窗口。古希腊的古老传说也用神灵西列诺斯的嘴嘲笑人类说，对人这样朝生暮死的可怜虫，最好的事是不出生，次好的事是干脆早点死去。他们都是在直面人的短寿，短短几十年，无论再怎么努力延长，和宇宙天地神明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得像一道瞬间的光。但这恰恰是生命的全部瑰丽所在。所有的生命力，所有的执著，所有的意志、抵抗和拼命努力的绝望姿态，都正是因为这种没有结果的速朽才有震撼的壮丽。想想看，一个人像闪光一样出现又消失，不留痕迹，但他竟然在这短暂的缝隙用简单朴素的灵魂凝结出比他生命漫长得多的事物，留在这个[...]

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有一个细节应该被记录下来：当时官方的统计显示，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建议，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以补偿这些下岗工人为改革所付出的代价。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拟订了相关计划，最终却遭到国务院的否决，其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这些政策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分税制的提出，它对后来的中国经济格局影响最大，同时，也最具有争议性。

以分税制取代财政大包干制，目的就是改变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

大家，其为人不苟言笑，以严厉、高效、清廉著称。在他的治理下，经济变革呈现出鲜明的集权化特征。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目标性转移：前十余年的目标是复苏经济，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放纵民间，举凡有利于生产力提升的俱得到鼓励，即便突破了法律底线，亦受到容忍；自此之后，改革目标已转移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能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归来。

1991年年底，年届60岁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 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朱镕基自大学毕业不久即进入国家计委，其后在石油工业部、国家经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工作历练，熟悉宏观、产业、学术及地方经济各个环节，是一位罕见的实务及理论[...]

逐渐走出低谷，而之后的改革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败，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也是新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事件之一。在技术层面上，此次失利与40年前的金圆券改革颇可前后参照，它们都因为对民众的“非理性预期”估计不足，而导致政策上的“速败”，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使得很多在当时已经被提上日程表的改革命题拖延下来，有的甚至是无限期地拖延下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闯关”失利使得中国与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过。

1988年之后，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全国上下弥漫着沉闷的紧张空气。1989年春夏之际，社会矛盾空前激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动荡。一直到1992年前后，经济才逐渐[...]

如果按厉以宁的思路坚决地走下去，企业主体在产权意义上被彻底解放出来之后，自然会对政策环境产生巨大的变革冲击，宏观经济的市场化任务很可能因此完成。而如果按吴敬琏的思路坚决地走下去，通过行政性集权的方式推进宏观环境的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造，经济改革的任务也很可能因此完成。

他们的方案也可能都是走不通的。因为，吴敬琏、厉以宁基本上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内思考出路，而波兰人布鲁斯早在1979年就告诫过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弱政府、强民间”的模式遭到质疑，经济集权主义成为必然性的选择。

就历代经济变革而言，20世纪80年代堪与西汉“文景”、唐初贞观以及民国初期相比，是国史上少数的民营经济得到鼓励发展之时期，到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的总数超过1500万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全国总值的1/3，实现利润 265.3亿元，超过了国有企业体系的246亿元。随着民间财富增加和有产者阶层的再度归来，中国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世俗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变得越来越炽烈，信奉“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可以像时间一样衡量一切价值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阴郁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国经济却迅猛发展，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国家。就全球产业经济的衍变而言，中国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传统制造业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这是20世纪的后50年里，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运动。中国非常敏锐及“凑巧”地抓住了这一“时间窗口”，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劳动力、土地、税收及环境成本的优势完成了一次后发性的增长。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无疑是最早、最积极，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