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地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我们不能轻易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慰”，但是我前边说过最难堪的是这永远的静寂。我们生在这没有宗教的时代，对这死实在太没有把握了。这以后许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会有一点点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丽的诗意的信仰！

曾国藩一阵悲哀：民智不开，圣人无奈！

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亚普罗式的Apollonian，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你费尽心思想出计划，就为了破坏日高辛苦构筑的一切。而杀人这件事，只是这计划的一小部份而己。

就算被逮捕也不怕，即使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也要贬低对方的人格。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啊？

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

而其根在读书，是读书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支撑。这支撑有如坚实的根部，令他的做人有了持久的张力。张力的一维是雄强，另一维是畏慎，中间则编织着警觉、清醒、浑含、圆融等说诸多语汇，从而成就一种弹性和坚韧。这就是他成功的秘奥。而这正是我们由读书和做人的视角窥究出来的，也许相对而言，这一视角更为简捷。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

。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象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我称我们这种社群作小家族，也表示了这种长期性在内，和家庭的临时性相对照。

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

形态上的差异，也引起了性质上的变化。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曾国藩所说的读书，绝不单指看书，而是看（看书）、读（朗诵）、作（作文）、写（写字）四方面兼行，这就将读书上升为一个系统，强调多渠道同行并进，在一种综合互动中，实现读书收效的最大化。就读书而言，这种综合性的强调，应当是曾国藩读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

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

‘君子讷于言敏于行’

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连续五代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属于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其长盛不衰的奥秘，或许就暗伏在这座藏书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