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行远的力量？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岁的小孩！”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一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青！

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国家公有，由国家分给人均土地一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这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自然法规的至善至美，向犬牙交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百万千万的众生头上笼罩下去……行不通的地方，只好打折扣，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放宽历史的眼界》）。

在乡村生活中长大的朱元璋，其乌托邦梦想尤其执著。自然经济下农民们的生活状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宋朝诗人杨万里描绘过一幅耕织图：“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如果风调雨顺，乡村生活充满平静和安详。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是非常脆弱的，一有天灾人祸，没有多少剩余的农民们往往破产。

因此西方是经济支配的社会，而中国却是权力，或者从根源上说，是暴力支配的社会。西方的权力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中国，权力是超越经济的，是指挥经济的。这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

01 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从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十七个年头。十七年，说短也长，把自己从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这样的十七年，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不为过；可十七年说长也短，到2010年，中央电视台建台五十一周年，我的十七年，仅仅占了三分之一，对于CCTV这艘大船来说，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主客之间，总有难言的情感萦绕，就从那一个上午说起吧！

沉默的“9·11”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

当然，回到可见状态包含了一个颇为尴尬的转变过程。要和老朋友们会面，要说许多无聊空洞的话，已经七零八落的关系要一个个去恢复。我在这个城市被“流放”了一年，恢复原状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