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与某人激烈地争论的时候——也许就是当你给出一个有力的反击来捍卫你的观点的时候——有多少次你会突然意识到你搞错了某个关键事实或论据？这时你会怎么做？你会收回前面的话并向别人承认错误，同时承认别人的解释现在看起来比你的更合理吗？或许不会。如果你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一定会“没完没了地寻找一些合理说法来为自己先前的错误辩解”。你试图在拒不承认失败的情况下使自己从争论中全身而退。你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错了。这样的话，你和争论对手都会更加疑惑：到底哪一种信念更接近真理？如果争论不能成为公共性的（如在科学中那样），如果正确和错误的信念以同样激烈的方式争辩，如果争论的结果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可证伪性原则的话，我们生活的质量将会大大改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节的第一句话中使用“具有解放意义”这个词的原因。它包含着一种个人化的期许，即此处产生的理念能够同时对科学之外的领域有所启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当我们的信仰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冲突时，我们最好是调整信仰而不是否认事实和坚持错误的想法，这样我们将会少遇到一些个人和社会问题。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认为：

每个人在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时都要学会这一点，当他回顾过去时会说“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想明白”。生活中的人们也需要这种能力，即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当时槁错了。”而科学能让认错每时每刻都发生。你注意到某[...]

科学的本质就是“在公众面前犯错”

生物学家米希尔·吉瑟林（Michael Ghiselin）进一步宣称，当知识不能广泛普及时，我们都会蒙受损失：

如果我们有健康的邻居，那么我们会过得更好，而通过垄断药品的供应使自己变得比他们更健康的做法是愚蠢的。知识也是如此。我们邻居的无知和不健康对我们一样有害，而无知很可能正是造成他们健康问题的原因。工业的进步和我们所有人都受益于技术性劳动力的供给，我们依赖于他人的技能和专门知识。

同吉瑟林一样，心理学家也认为，当我们被那些对人类行为有误解的人们所包围的时候，大家都会蒙受损失。公众对于教育、犯罪、健康、生产力、儿童福利和许多其他重要问题的态度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如果这些态度源于错误的行为理论，[...]

现代思潮中有一种危险的趋向——认为应避免让一般大众知道世界的真正本质，一种无知的面纱是必要的，以防公众面对真相时手足无措。

不幸的是，一些心理学指导教师和普及者觉察到了心理学对世俗智慧的威胁给一些人造成的困扰，于是他们有时会通过传递错误信息来试图安抚这种情绪，如“你会学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别担心，心理学不会挑战那些你深信不疑的观点”。这是一个错误，它对“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心理学”都会造成混乱。

波普尔经常指出，“这些（不可证伪的）理论拥有巨大的心理吸引力，其秘密在于它们能够解释一切事情。预先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你都能理解它，不仅给你智力上的掌控感，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你拥有应对这个世界所需的安全感”（Magee, 1985, p.43）。但是，这种安全感的获得并不是科学的目标，因为对这种安全感的追求是以知识发展的停滞为代价的。科学是一套不断挑战原有信念的机制，在这种机制里，原有信念以一种能够被证伪的方式接受实证检验。这一特点往往使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与所谓的世俗智慧或者常识直接发生冲突

证实能否令人信服，取决于预测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暴露在可能被证伪的情境下。

只有当一种理论并不预测所有事情，而是提出具体的预测——提前告诉我们哪个特定的情形会出现时，该理论才会出现进步。当然，从这样的理论推导出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优势，而非缺点。

如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激发文学想象方面比在当代心理学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精细度的变化和可证伪性直接关联。预测越具体和精细，有可能证伪它的观测现象就越多。

好的理论做出的预测总是会显示自己是可证伪的。坏的理论不会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它们做出的预测是如此笼统，以至于总会被证明为正确的（例如，下一个来敲我门的人会是100岁以下），或者，这些预测会采用一种能免于被证伪的措辞方式（如本杰明·拉什的例子）。事实上，当一种理论被置于“不可被证伪”的保护下，那么可以说它已经不再是科学了。

当科学家说到“理论”的时候，他们指的不是未经验证的猜想。

一项成功的理论并不是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理论本身就丧失了任何预测能力。

然而关键是，任何一种理念、一个理论、一项主张或疗法如果不能在有同行评审的学科文献中获得适当的收录，问题就很明显了。尤其是当某一主张缺乏证据却伴随着媒体的宣传运动时，此理念、理论或疗法显然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