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上可供查证的资料几乎没有。演讲中只能凭借昔年私塾李锡堃恩师时的记忆，以及读书求学所得，信口讲来，意在通俗，未及深入考证。因此，这几次演讲皆谈不到有否学术价值，聊作普及宣传可也。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与传统的消亡。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衰了可以振兴；如果文化亡了，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中国文化在废墟中有望再度崛起，目前国内各类“国学”现象又应运而生，但愿这不是一哄而起的“文化运动”，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扎根”。这部讲记，是根据讲演录音整理而成的。此次得以编缀为文，得到各方善心人士的大力协助，特别是我家人的鼓励与资助，特此致以诚挚的谢意。讲记中的谬误之[...]

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

我常将文化譬喻为“遗传基因”。生物学上，是遗传基因规定和保持着一个物种的稳定性；社会学上，则是文化传统规定和保持着一个民族的稳定性。“转基因食品”令人谈虎色变，“转基因的人”（抛弃自己文化的民族）也同样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民族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继承我们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共识。

海外华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讲述《千字文》的最初动机不过是想概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文化史，但是听众们的热烈反应使我欲罢不能。继《千字文》之后又讲了《三字经》、《改造命运》、《文化与健康》等专题，大家似乎从中寻到了自己文化的根。我旅居海外，漂泊不定，案头上可供[...]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笑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离开的时候，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瓦希德终于打破那之后令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亲爱的哥哥？”法里德说，他在跟瓦希德说话，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瓦希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法里德说，“卖掉土地，卖掉房子，收钱，像老鼠那样跑开。回到美国去，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瓦希德咆哮。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你的礼貌哪里去了？这是我的房子！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我不容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几乎就要说[...]

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深夜独自到湖上看大雪，他显然不觉寂寞——寂寞可能是美学的

有没有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人生呢？还是垂下眼帘像躲开大街上的暴露癖那样躲开“意义”这个字眼呢？

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的、不得已的，总是被叫做生活本身。

我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用狼犬似的声音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剑道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刀光夺目。我望向翻腾暴烈的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默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计划任务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早上的我，就像是政府，给出无数豪言壮语；晚上的我，就像是人民，蔫了吧唧鸟兽散去。

世界因我们脑子里少的那根弦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