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刻意的欢天喜地，总是差强人意。

根据政府规定项目调查，纵是小官也能称任。而且惟其官小。所以敢说敢讲，无所避忌。

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每一区派一个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调查区域，不会超过九个郡。他的调查项目也有限制，政府规定根据六条考察，六条以外，也就不多管。

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

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这又是汉制和后来极大的不同。九卿放出来当太守，并不是降级。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级，名义上还是差不多。

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东偏是祠堂，即庙，西偏是家屋，即寝。生宅死宅，连在一起。

但从另一方面看，只好说，皇帝也不过市政府下面的一部分。所以宫廷事，也归宰相来统治。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当时皇帝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于是在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之下，设有一个御史中丞，他便是御史大夫的副，这个人就住在皇宫里。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宫的。皇室的一切事，照例都归御史中丞管。御史中丞属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隶属于宰相，如实则皇室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

所以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在给自己朋友写的信中说，他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莱布尼茨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 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之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分裂，但历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寻求统一，历代的政治制度几乎都可追溯到秦汉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自秦统一之后就一脉相承下来，各个朝代甚至民间都广泛地认同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马克思也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⑪其实，不少“欧洲中心论”者大概也知道这些事实，但他们似乎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说深入探讨这些事实了

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