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饥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饥民战”。我立刻亮证据给你看。根据《长春文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辑的调查：

长春守军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还采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饥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均大批地驱赶出城外。

在共产党这边，一下子冒出“饥民战”，不得不妥为应付，也需要时间解决。我们看看共产党这边当事人的回忆：

敌人驱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余万市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在我师正面就涌出数万难民。兵团指示，立刻把难民收容，转运到解放区就近安置。我师方向的卡哨是难民出口之一。[...]

■你从理论上论定龙应台，已经很清楚了。举个例吧。例如，龙应台用很大篇幅，写国共内战，写到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

她的书可卖了几万本呢。

□几万本又怎样？美国恐怖小说家的书，卖了一亿七千万本呢，能证明读者是一代圣贤或恐怖分子吗？

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读者。

她的历史训练太差了、思想训练也太差了，好奇怪，这位女士却最喜欢谈历史、谈思想，真要命。历史何辜啊、思想何辜啊。

龙应台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因为她不知道“原因”。更严重的是，把“残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这就连“现象”都看走眼了。明明是“残山剩水”，又何来“大江大海”？可见连“现象”她都观察有误。因为她太盲目了，在瞎子摸象。

龙应台最拿手的是写“现象”，龙应台最蹩脚的是只会写“现象”——瞎子摸象式的“现象”。她不会解读“原因”，也不会阐扬正义，她还喜欢说风凉话，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有良知的中国人早被这个洋人弃妇气死了。

烂苹果的特色之一是，你无法吃下它，转来转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浑身不对劲，对了，毛病就出在它浑身不对劲，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换句话说，龙应台即使写“现象”，也出了问题，因为她程度不够，对“现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条腿，就说象是那个样子。

谈问题，要有训练才成，尤其谈历史问题，更得先有“史学训练”才成，并且这种训练，也不能跟眼前这些学术班子接龙，因为这些学术班子也不及格。尽管他们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学、《联合报》、《中国时报》专栏报纸吹捧炒作，但这都属于龙应台“现象”的衍生部分。不管这批学阀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蒋介石，说什么他们写的是“大历史”。那个历史不大呀，蒋介石的御用学者黄仁宇真臭狗屎。

龙应台的另一个根本毛病，在她没资格谈问题却又喜欢谈问题。

前面我提到方法学上的“虚拟演绎”，大前提错了，你的推论就全错了。

战斗文艺”？

□国民党搞出的军中文艺，统统属之。军人是打仗的，不是耍笔杆的，但国民党军人打仗不行却好文墨，于是文墨苦矣。真正好的军人是不耍笔杆的，孙立人将军耍过笔杆吗？他绝不做什么“儒将”。

“三十年代”又表示什么？

□表示佶屈聱牙、生硬不通，看看三十年代败将胡秋原的《少作收残集》吧，那种要命的“少作”文字，就是典型。

鸳鸯蝴蝶派遗蜕”加“三十年代余绪”加“战斗文艺”加“琼瑶”加“无名氏”加“张爱玲月经棉”的综合体，算是特色吧。

龙应台的毛病不在文笔好坏，而在她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