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云层覆盖天空，隅田川倒映着暗沉的天色，看起来也一片污浊。小船正朝上游前进，石神边望着那副情景边走过新大桥。

要去石神的上班地点，这样一直往南走就是最短的路线。只要走个几百公尺，就会走到清澄庭园这个公园。公园前的私立高中就是他上班之处，换言之他是个教师，教数学。

上午七点三十五分，石神像平常一样离开公寓。虽已进入三月，风还是相当冷，他把下巴埋在围巾里迈步走出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面临两难。

他似乎一生之中皆充满两难。

后来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议论围绕在周恩来周围。一种说他组织的撤退工作所携东西太多太细，使红军大队行动缓慢，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一种说撤退工作组织得太仓促，该带的没有带，不该带的却带了很多。

对这些议论，周恩来很少说话。他从来不是那种品头论足的人。属于他的从来只是工作，而且是越来越干不完、越来越堆积如山的工作。从第四次反“围剿”始，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了决策圈，他必须苦撑危局。

有些指责是对的。

有些指责，却仅仅因为他做得太多。

李德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若没有周恩来只有李德，中国革命该怎样涉过那些激流险滩呢？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我每天对着电脑，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尽管大家同处一室，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这就是"现代化"的公司中的惯例。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每个人各司其职：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一动不动；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