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北方来的“肏”,与“嬲”似乎有些不同。首先,“肏”的字形表示出这是男性的动作,辅以干脆、急促、暴烈的发音自然十分合适。“嬲”的发音则是柔软的、缠绵的、舒缓的,暗示一种温存的过程。从“嬲”的原义来看,或者至少说,从这个字上述各种所指的意义联系来看,“嬲”的状态,当然是指一种粘连、贴近、缠绕、亲热、戏弄的状态,即多少有点像浆糊和胶水的状态,没有暴力的进攻性。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生理学调查,证实女性的性亢奋比男性要来得慢,往往需要有已够的温存才能将其激发。这是一个嬲(阴平产)的过程,是一个嬲(阳平声)的过程,也是一嬲(上声)的过程,需要男人们注意和配合。一个大胆的推测可以由此而产生:“嬲”比[...]
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S.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 于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梦的释义》,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人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不是巨商,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精神病人。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向他们讨好逢迎,不惜 贿以包上红纸的金钱,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一举获胜。人们纷纷传说,从事这种预测,小孩比大人灵,女人比男人灵,文盲比读书人灵,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比正常人灵。
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章,据说几乎屡测屡中,无算不灵,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
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说他也去找过水水。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说他坐长途汽车[...]
女人一落了夫家,尤其是生了娃崽,就成了妇人,成了婆娘,不怎么爱惜自己了。不过,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
她们一致认为,人都应该早死,她们现在死不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雄狮死了个好时候,只有他有这份福气。
水水总算不再哭了。
贵生”是指男子十八岁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满生”,指男子三十六岁和女子三十二岁以前的生活。活过了这一段就是活满了,再往后就是“残生”了,不值价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当然是死得早一点好,死得早一点才贵。
雄狮的父母没有理由悲痛。
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社会为弱势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温床,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场经济的弊端在于产生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社会利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是人的最高价值,获取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通道多种多样。获取平等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惰性的代价;获取活力的社会值,就必须付出等级的代价。这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这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而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制定则有赖于强势群体的道德价值指标和对社会稳定的天然需要。
构筑强者的道德平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道德平台太低,势必挤压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而过高的道德平台又必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援上去,没有可操作性。其次是过多的帮助不利于社会进步,弱势群体得到的输血越多,则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台理想的高度,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与人人平等的道德两者之间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文化,是不给落后观念生存空间的文化。然而,如果不关爱弱势,道德还有价值吗?等级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连等级的存在都不敢承认,社会又怎么可能去建立一种更高级的道德文化?如果没有个体的文化价值的量变,又怎么可能会产生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质变?
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尊,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
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对于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无能为力,对于越过法律潜入文化土壤地带从事更大损害、更大掠夺的行为无能为力,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软弱、最无奈的强大。法律的神圣是缘于道德文明的崩溃,关注弱势,激励强者构筑更高的道德平台和获得更大的综合效应,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
清明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一片坟地里,他的坟最为热闹,坟头的杂草都被拔去了,有很多纸灰,有残烛残香,还有一碗碗的饭充作祭品。我还看见一些面熟和面生的妇人,村里的和远处来的,去那里哭哭泣泣,有的还红了眼睛。她们哭得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扭怩,张家坊一位胖妇人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把万玉嚎践成她的肝她的肺,痛惜她的肝和肺穷了一辈子,死的时候自己只有三颗蚕豆。这几乎是一次女界的自发集会。我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不来干涉这种眼泪。复查说,他们都欠了万推匠的工钱,不会说什么的。我想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觉得万玉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同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什么可疑的关系,不再值得提防,不必同他计较。
“醒”和“觉”是一对反义词。与普通话思维的一般理解刚好相反,这对反义词在意义延伸时换了个位置:在马桥人看来,苏醒是愚蠢,睡觉倒聪明。外人初来乍到的时候,对这种位置总感到有些不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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