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

上午向学生复习了些课。

中午同S.T.去看大衣样子，又到川黔饭馆去吃辣子鸡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计论理，他说明天一定做好。

看大衣回来，即到团部开会，直到深夜才结束，开的人头脑发昏。

中午同S.T.上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人还是很多，辣子鸡丁已没有第一次那样丰富，用白菜作底，大概生意太好了。

下午同S.T.去找裁缝铺做大衣，缝衣机都给供给部集中去做军衣，后来在一家不很高明的铺子里承做下来。

第四天 欢迎朱毛

早起街上闹哄哄的，挤满着人，知道是欢迎朱毛的。今天因为房子没有布置就绪，所以学生们不上课，我们还是逛街。丁字路上人挤不动了，都是想看朱毛是怎样三头六臂的群众，一个小宣传员站在桌子上向挤满着的群众宣传，“娃娃都说得那样好，红军真是厉害”听的群众惊奇的私语。

十一点多钟，队伍都来了，都是风尘仆仆的，一列一列过着，“朱毛来了没有？”群众问着，谁知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正在前面经过，只怪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坐四人轿，不穿哔叽军衣，使群众当面错过。

今天我们搬到一个蒋师长的蒋公馆去住，在遵义算得数一数二的漂亮洋房子。土豪家的东西搬完，已是中午，随约S.T.去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今天人很多，而且都是我们的长征英雄，店伙计忙的不可开交，直等到下午二时才吃完午饭。

“红军之友社”满街贴了标语，欢迎朱毛，街上很热闹，已不像昨天那样冷静，在“溃兵抢劫”的铺子，我们同样可以买到东西，伙计说王家烈的兵从来没有对他们那样客气公道。我们在街上逛了一会，就回来布置房子，我住在楼上，可以瞭望全个遵义，算是蒋公馆里最好的房间。

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

第三天 在土豪家

今天团部分配两家土豪家的用具为我们用，上午队长派我率领了二十多个学生去搬。我们去的那家，已经没收委员会初步的没收和检查过。屋子里有点零乱，用具很多，足够我们四十多人一个单位用的，群众很多挤进屋子里来看，我们将不需要的，多余的分给群众。并要求他们替我们搬送，大人们要鸦片烟的心比要其他东西的还要切，搜出来的三罐鸦片，分了两罐，一枝烟枪，转眼就不见了。在贵州，鸦片烟比现洋还通用，这是有使用价值的“货币”，军阀们抽不种鸦片捐比抽种鸦片捐还重，老百姓不能不种。在贵州吸大烟比上海吸纸烟还要普遍方便，这样不要说是禁烟，连子子孙孙都预定了是个大烟鬼。

夜晚团部送来一件皮袍给我做大衣的，S.T.也是一件，都是打土豪来的，我们商量做大衣的事，并告诉S.T.发现吃辣子鸡丁的馆子。

第二天 进街上馆子

早起无事，学生们正在拭枪洗衣服，就约同萧、苏、冯三同志去逛街，买了一些应有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约而同的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个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帐，三元多，我们唯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零乱狼籍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帐的神气。

以后由团部派来的通信员到县衙门宿营。

第一天 进遵义

因为昨夜赶到团溪已经下半夜，又是住在王家烈的一个政训处长家里，吃的东西太多，大家直闹到天明才睡，团部允许我们，只要我们今天到遵义，因为第二师昨天已经进了遵义。从团溪到遵义只有四十里路，所以在下午一点钟我们才开始向遵义前进，到遵义已经将近黄昏了。

萧队长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省得明天学生藉故请假出来逛街。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

遵义日记（何涤宙）

我记不清那一个月那一个日，只因为遵义十天的生活，是在长征的行军生活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深刻的记忆着。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另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眼泪呢！”我们一个青年干事这样说。

“我们那家群众也非常好。因为我负了伤走不得，他们把我背在一座大山里，搭了一个小茅棚，派了一个他的儿子陪着我，每餐都送饭送茶来。有一天夜晚，民团把他们的家里包围起来检查，他们立刻派人又把我背到另一个山上去。像这样搬动，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结果我仍是很安全地在那里住着，替我医治的医生也很好，他从没有要我一个钱，并且还送了我几块钱用，送过很多东西给我吃。他们很喜欢听红军的故事，天天总有很多人来听我讲。他们很羡慕革命的根据地，他们也愿意坚决干，他们说王家烈实在把他们憋得太苦了。”另外一个战士这样接着说。

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一个个吃的很肥很胖，军服是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我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欢迎这些病愈归队的伤病员。

“你们这次在群众家里还好吗？”我们问。

“群众好得很。队伍过的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屋里，结果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就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哭流泪地苦苦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去了。我以后也能公开地在他家里住起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的好，天天总是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工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他们都不舍得，大家还流了[...]

“红军！红军！（贵州民众都称我们为红军）把你们这位哥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接着她跑回家里领了一个青年来，她笑咪咪的把青年交给我们。她还很客气地说：“红军！对不起，你这位哥子在这里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呵！”她又跑到房里拿了五个鸡蛋、十多个包谷巴巴，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她表示感谢，并送她几块钱。

她坚决不要，很慷慨地说：

“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呵！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乾人（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自己的事。假使是王家的人（即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人），我们尿也没有他吃。王家兵惩得我们好苦呵！”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和她分别了。我们走了很远，她还在站着望我们。

第五部分

病员的话（加伦）

在长征中，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当然也谈不上固定的后方，因此我们的伤病人员轻的随队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群众家里。

当部队到达黔北的时候，党的战略方针是由川南强渡长江，争取与四方面军汇合。在这一行动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伤病员。

由于敌情的变化，此一战略决定没有能够实现，部队是由原途折回来了的。

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六十余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

远远的望着通赤水的马路上，尘土飞扬，愈来愈近，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成两路纵队，从马路上奔驰而来。今天这个形势，便无法恋战了。我们下了山！到了马路上，敌人便装腔作势，沿着马路一线山头，向我来路延伸，截我归路。我们自然也不轻视，节节向后抗退，到达七田坎，天色已是晚了。从七田坎后面山上，几排枪打下来，只见手电光芒四射。这是敌人的迂回部队呢，可惜来得太迟，我们已完全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