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当时刘峰那么做是不是不想活了。用他的命带路，必要，似乎也不必要。刘峰等候救护车的岔路口离包扎所不到七公里，假如驾驶员先把他送进急救帐篷，再掉头给××团送弹药给养区别也就是三四十分钟，几百个弹尽粮绝的军人无非延长三四十分钟的弹尽粮绝。没错，那三四十分钟里，有遭遇敌人袭击的可能，也有太平无事的可能。事后看，确实太平无事；××团的无线电被炸毁，稀里糊涂脱离了作战，此后的两天都没有被卷入战事。我也不知道，刘峰选择冒死帮驾驶员送给养弹药，是他高贵人格所致，还是想创造一个英雄故事。也许他跟何小嫚一样，潜意识里也存在着求死的愿望。这个秘密愿望是在林丁丁叫喊“救命啊”的刹那开始萌生。也许晚一些，那念头[...]

第二年秋天，何小嫚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舞台坑洼不平，第一次走台A角小战士就崴了脚腕，脚肿得漫说穿足尖鞋，连四十号男鞋都穿不进去，把皮帽子当鞋穿。杨老师便把何小嫚顶上去。何小嫚那时已是标准龙套，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她的厚赏。女分队队长郝淑雯在服装组找到了小嫚。何小嫚因为担任的节目少，常在服装组帮忙，总有钉纽扣、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她当兵四年，到此刻对于“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真谛彻底摸透，那[...]

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做模范标兵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所有的奖品都是对受戒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有品，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

我的分析是，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嫚做，是想让她搬了东西就走，离开他的房间。刘峰爱林丁丁爱出半条命去了，没了丁丁，对于他来说，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了。小嫚不懂他的痛，他的苦，以为她这样陪伴他，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全体对他的反目和孤立，就能给找补回来一点儿。尤其是林丁丁对他的伤害，小嫚也想以她最后的陪伴给予些弥补。她活了二十多岁，一路受伤到此刻，她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这她最明白。那天晚上，其实小嫚想告诉刘峰，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她的身体，她的腰，她就一直感激他。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

杨老师叫我们“安静”，叫了好几声，我们安静了，他说：“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个女同志！”

一个男兵怪声道：“朱克同志是爱卫生的。杨老师原谅他。”

何小嫚眼泪流下来，可以看成是被冤出来的眼泪，也可以看成是被穷追猛打即将全线崩溃而求饶的眼泪。小嫚眼睛看着前方，但并不看着她面前的未来分队队长。她的目光在郝淑雯身上穿了个洞，去寻找逃遁的出路。假定她能来一个现在时髦的“穿越”，穿越几十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北京王府井，就是跑断腿也找不到无衬垫乳罩。她那个刚被销赃的乳罩假如拿到此地，大概没人敢相认，那也叫乳罩？！那是多么单薄可怜的东西！塞着两块黄颜色搓澡海绵，塞着小嫚对自己身体的不满，塞着对改良自身最大胆的作弊。怎么能让她承认这样的作弊呢？要她承认不是太残忍了吗？郝淑雯是太残忍了，你长了这么丰美的胸，你当然镇压在胸上作弊的可怜虫！何小嫚的目光在郝淑雯[...]

我们中的谁小声说，把它收了吧，丢人现眼！郝淑雯不让收，警告说：“谁碰它就是谁的啊！”她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盖上去，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她向在场的女兵们递眼色，大家不动声色地跟着她进了小排演厅。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围着钢琴站定，不少人笑起来。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不堪到了滑稽地步，因而惹我们发笑。郝淑雯开始叫我们严肃，不久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欢儿的一个，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钢琴轰的一声也笑开来。笑过之后我们一致通过小郝的提案，今晚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

让我们对她的歧视发生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这天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一个乳罩，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下面。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对男女有别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所以从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有别之处”的私密内衣。那天风大，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被它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以踏平一切之势，奔腾出门，突然都停住了。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垫塞的黄颜色海绵。我们再瞥一眼，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大概也曾搓过澡，被挖下两块圆形，再被粗针大麻线钉在乳峰部位，看上去寒碜无比。几十年后的今天，到处可见丰胸广告，想垫什么[...]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儿她会舔舔又包起来（因为成都当年买不到糖果，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

“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母亲突然问。

女儿不知道。

“叫纱发。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

小嫚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她的好爸爸。母亲还不只一次说过，贵人不顶重发，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只长在苦命人头上。

第二天一早，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营房里还是黑夜，何小嫚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同时向左边伸臂，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立刻扣在头上，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灯光大亮，所有人都向何小嫚注目。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但大家全失望了，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何小嫚的头上不仅长着头发，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何小嫚的头上是一个头发的荒原，或者，头发的热带雨林。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那种不可遏制的充沛，似乎她的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那一头怒发冲冠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我们[...]

母亲什么也没说。要说的太复杂了，怎么说得清？这娘儿俩之间该有她们自己的语言才能讲得清：她们自己的语言，对于任何其他人都是密码。就从那一刻，小嫚意识到，这家里还有比她更变形的，就是母亲。母亲的变形必须随时发生，在不同的亲人面前要拿出不同形状。能够想象，每变一次形，都不无疼痛，不无创伤。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小嫚决定离开家。

小嫚看着远去的母亲，咒语又开始在心里回荡：“让你红！让你红！让你红！……”原先以为她把他们仨共有的曾经封存了，现在母亲把她自己摘出来，最冷最暖的黑色里只剩了她和父亲。

像所有中学一样，小嫚的学校也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为主，复课是没有正经课上的。每天下午学校文艺小分队排练，母亲就是在礼堂找到了穿着黑毛衣踢腿下腰的小嫚。母亲盯着黑毛衣，看出红毛衣碎尸灭迹案的整个过程来。凑近了，能看出黑毛衣里藏了许多断头。被虫蛀成的洞眼，拆成线就断开来，要耗费多大功夫去接啊，女儿简直能去纺织厂做挡车工了。那么美的一件红衣裳，就葬在这黑色里，以这鬼气的黑色还了魂。还看出什么了？那两个系在领口的绒球去了哪里？母亲揪住黑毛衣的领口，伸手进去掏，绒球充当了女儿永远欠缺的那一截青春发育。

秋天的一个夜晚，小嫚织完最后一针，把所有怀疑猜想的线索都收了头。第二天早晨，她梳洗之后，换上了新毛衣，它黑得可真透，宇宙黑洞不过如此。她的亲父亲，母亲，和她小嫚，他们共有而不再的曾经，全被埋进黑色。黑色，最丰富，最复杂，最宽容的颜色，它容纳了最冷和最暖色谱，由此把一切色彩推向极致。黑绒线衫，裤腿宽大的假军裤，一头野头发用了几十个发夹别规整，小嫚走到弄堂里，人们悄声议论：“拖油瓶怎么了？一夜之间成美人了！”“美人？赖三！（女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