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一下周围生活中的不诚实现象,就会发现多数作弊行为离偷拿现金还有一步之遥。企业作弊是在账目上玩花样,公司主管作弊是在股票期权日期上倒签,院外说客作弊是让政客们参加由第三方付款的宴会和娱乐活动,制药公司作弊是给医生夫妇安排豪华度假游。事实上,这些人很少(个别情况除外)用赤裸裸的现金作弊。这就是我的观点:离现金一步之遥的作弊最容易发生。
渎职行为经常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带着少许灰色。
去精英化措施。这些措施有很大一部分理应是有益的,但是高级职业的公开化也造成某些东西的缺失。严格的专业规范被自由灵活、个人判断、商业规律以及快速致富的欲望所取代,高级职业赖以建立的伦理与价值根基也随之消失了。
英文“职业”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rofessus”,意思是“被公众认可”。高级职业很久以前起源于宗教,后来又传播、扩大到了医学和法律方面。据说,掌握秘不外传的高深知识的人,不仅垄断了该知识的应用,还负有明智地、诚实地使用该种知识的责任。誓言(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是对执业者行为自律的提醒,同时演化出一系列必须奉行的规则,让他们按照高级职业的要求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西蒙德·弗洛伊德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把社会美德内化了。这种内化引导我们发展到超我境界。一般来说,当我们的所作所为符合社会伦理时,超我就感到愉悦;否则就会感到不快。因此我们早上4点钟遇到红灯也会停车,即使我们知道附近并没有人;我们把钱包交还失主心中会感到快乐,即使我们不留下自己的姓名。这些行为刺激我们大脑中的奖赏中心——伏隔核和尾状核,使我们获得满足感。
人们一想到诸如御手触摸一类的安慰疗法,一般都会斥之为“仅仅是心理作用”。但是,安慰疗法的力量不是“仅仅”两个字就可以说完的,事实上,它显示了我们大脑对身体的神奇控制方式。大脑如何实行这种神奇的控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当然,其中某些作用肯定与降低压力,改变荷尔蒙分泌,调节免疫系统等有关。我们对大脑与身体的关联了解得越多,过去一些黑白分明的事物反而变得模糊不清。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安慰疗法和安慰剂了。
“安慰疗法”的英文单词“placebo”来自拉丁文——“我会让你满意”。这个词在公元14世纪专指丧礼上雇来在死者灵前号丧的假哭者。1785年,它出现在《新医学词典》中,指的是“非正规的边缘医疗方法或药物”。
即使不可能完全消除固有观念和现有认识,但我们起码可以承认人人都存在偏见。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就可能接受,冲突的解决一般需要中立的第三方来制定法则。我们被固有的信念所禁锢,它使我们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我们需要一个未曾被我们的预期所影响的第三方。
在所有的冲突中,冲突双方的人读过的可能是差不多的历史书,甚至学到的是同一历史事件,但对于是谁挑起的冲突,是谁的责任,谁应该做出让步等问题,双方却很少持有相同看法。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植入的观念,比在体育赛事中支持哪个队要强烈得多,于是我们紧紧抓住这些观念不肯放弃。这种观念越强烈,双方在“事实真相”上看法一致的可能性就越小。很明显,这令人忧虑。我们更乐意看到,只要有关各方能够坐到同一张桌子旁边,就会有助于消除分歧,就有可能很快达成一致。但是历史向我们证明,结果远非如此。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些不幸和失败的理由。
预期还可以形成成见。成见,说到底,这是人们希望用来预测体验,对信息进行分类的一种方式。大脑不能在每一种新环境下仅凭片段就开动,它必须建立在从前所收到过的信息基础上。由于这一原因,成见并不是从本质上就有害的。它为我们不断地理解周围复杂的环境提供了捷径。
人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可以做到一切,可以成就自己期望的一切。问题在于是否能实现这一梦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全面提高自己;我们必须对生活中的一切加以尝试;必须在有生之年把人生必看的1000种东西全部看遍,就算看了999种也不行。随之而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样做下去,难道不会把自己搞得劳累不堪、心力交瘁吗?弗洛姆描述的这种诱惑,我认为,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参与者所遭受的诱惑,他们正在手忙脚乱地从一扇门冲向另一扇门。
所有权不仅局限于物质。它对人的观点、看法也同样适用。一旦拥有了一种观念——不论是有关政治还是体育,我们会怎样呢?我们或许对它会过度热爱、依恋,我们对它的珍视程度超过了其固有价值。司空见惯的是,我们对它难以割舍——一想到要失去它,我们就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它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僵化而且顽固的意识形态。
如果想帮助青少年远离性接触、性传染疾病,以及非意愿怀孕,我们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指导他们在尚未被诱惑控制,情况尚未发展到无法抵御之前怎样说“不”;另一种则是让他们有充分准备去应对欲火焚烧时说了“没问题”所带来的后果(例如随身带避孕套)。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如果我们不能教会年轻人如何在半疯狂状态下应对性接触,那我们就不仅是在欺骗他们,也是在欺骗自己。不管我们教他们什么,我们都必须帮助他们懂得,他们在平和冷静状态下的反应与荷尔蒙冲上极点时的反应是不同的(当然,我们成年人的行为也是如此)。
我们所有人,不管有多“善良”,都会低估激情对我们行为的影响。每一个案例中,实验的参与者在这一点上都错了。即使是最聪明、最理性的人,在激情燃烧时,似乎也彻底地与他认为的“自我”判若两人。实际上,人们不光会做出错误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的错误率非常高。
在非兴奋状态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兴奋状态下会怎样。预防、保护、节制以及道德感在雷达屏幕上全都消失了。他们没有能力预测激情会把他们改变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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