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本身而言，”他说，“疼痛并非总能奏效，有时候一个人能够承受疼痛，甚至到了死时那一刻也能。然而对每个人来说，都有种不可忍受的东西——一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跟勇气和怯懦无关。你从高处摔下时，抓紧一条绳子并不是怯懦行为；你从深水里上来，往肺里吸满空气也不是怯懦行为，只是种不可违背的本能。老鼠也一样。对你来说，它们不可忍受，是你无法承受的一种压力，即使你希望承受也无法做到。让你干什么你都会。”

“它存在的！”温斯顿叫道。

“不。”奥布兰说。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对面墙上有个记忆洞。奥布兰掀起盖子，那薄薄的一片纸没看到就被一股暖气流卷走，在火焰一闪之际消失了。奥布兰从墙那边转过身。

“成灰了，”他说，“甚至不是可以辨认出来的灰，是尘土。它不存在，从来没存在过。”

“可是它存在过！现在也存在！它在记忆里存在。我记得，你也记得。”

“我不记得。”奥布兰说。

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这就是双重思想，他有了种彻底无助的感觉。如果他能肯定奥布兰在撒谎，那就似乎有其重要性，但完全有可能奥布兰真的忘了那张照片。真的如此，那么他也会忘记他否认过记得那张照片，然后又忘记忘记这一行为本身。你怎么能肯定这仅仅是个[...]

“你怎么进来了？”温斯顿问他。

“思想罪！”帕森斯几乎是抽噎着说，他的声调听上去一方面是完全服罪，另外还有种不敢相信的震惊感，就是这个词居然会用到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对面停下脚步，开始急切地向他诉说：“你不会认为他们会枪毙我吧，对不对，老兄？如果你没有真的做什么事——只是个念头，那是你无法控制的——他们不会枪毙你，对不对？我知道他们会给我辩解的机会。哦，我相信他们会那样做！他们了解我过去的表现，对不对？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能算是坏人。不算聪明，这不用说，可是热心。我一向全心全意为党服务，不是吗？我被判五年就够了，你觉得呢？要么甚至十年？像我这样的伙计在劳改营里会很有用，他们不会因为我做错[...]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是死人。”茱莉娅顺从地附和道。

“你们是死人。”他们身后响起一个冷酷的声音。

他们一下子分开了。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他看到茱莉娅瞪圆了两眼，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仍然留在她脸颊上的两个胭脂块格外显眼，几乎像是要游离下面的皮肤。

“你们是死人。”那个冷酷的声音又说。

“在画后面。”茱莉娅轻声说。

“在画后面。”那个声音说，“站着不许动，没有命令一步也不许动。”

来了，终于来了！他们除了看着对方的眼睛，什么也不能做。去逃命，在为时还不太晚前离开这座房屋——他们从未动过这些念头，不可想象敢于违抗传自墙上的冷酷声音之命。只听见啪的一声，好像一个锁扣被扣上，还有打碎玻璃的[...]

这个梦境也是包含在——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存在于——他母亲的手臂动作里。三十年后，这个动作是由他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个犹太女人做出的，她在试图为小男孩挡住子弹，就在直升飞机将他们两人炸成碎片之前。

他感到她的肩膀不同意地扭动了一下。每次他说出这种话时，她总是跟他意见相左，她接受不了个人总会被打败是条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意识到自己劫数已定，或早或晚，思想警察会抓到并处死她，然而在她另一半心思中，她相信不管怎样，有可能构建一个秘密世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其中生活，需要的只是运气、计谋和胆量。她不理解不存在幸福这回事，不理解唯一的胜利是在遥远的将来，在你死后很久，不理解从你向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最好想象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呢。”茱莉娅倒是实话实说。

“不是说在肉体上，那要再过半年，一年——五年，可以想象能再活那么久吧。我不怕死。你年轻，所以你大[...]

他所处理的绝大多数材料跟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甚至不具有某个赤裸裸的谎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那种关联。修改前和修改后的统计数字都是异想天开的产物，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数字都是指望你在脑子里杜撰出来的。例如，富足部预测本季度的靴子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实际产量为六千两百万双，但温斯顿在重写预测数字时，将其降至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可以照例声称超额完成定额。可是无论如何，六千两百万或五千七百万或一亿四千五百万跟真实数字比起来，在离谱程度上都是一样的，很有可能一双靴子也没有生产出来，更有可能的是谁也不知道生产了几双，更不用说关心了。你所知道的，只是每季度在纸上生产出天文数字的靴子，而在大洋国，可能一半人都[...]

收到的通知跟文章或新闻有关，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认为需要篡改，或者套用官方说法是需要修改。例如，从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看来，老大哥在此前一天的讲话是预言南印度前线将保持平静，欧亚国军队不久将在北非发动进攻。结果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而在北非没动作，因此需要将老大哥讲话里的那段重写，以使他的预言跟实际情况相吻合。

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接受了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档案上都记录着同样的说法——那么谎言就会进入历史并成为事实。“谁掌握历史，”党的标语这样说，“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但是过去——即使其性质可以被篡改——从来没被篡改过，现在什么是真实的，永远都真实。很简单，需要的只是不间断地一次次战胜自己的记忆。“现实控制”，这是他们的说法，在新话里叫“双重思想”。

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还有烟盒包装上——无所不在。总是那双眼睛在盯着你，还有那声音在包围着你。不管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头颅之内的几立方厘米，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

如今，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这种组织，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唱歌，列队前进，打旗帜，远足，拿木头步枪操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都属于光荣之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国者、破坏分子、思想犯等。年过三十的人会害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很合理的是，《泰晤士报》几乎每星期都会登出一篇文章，关于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告密者——一般用的是“小英雄”这个词——如何无意听到父母的某句不敬言论，然后去思想警察那里告发的事迹。

温斯顿想起来了，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将于这天晚上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月进行一次，是大家都想一睹的盛事。小孩子总闹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了别，就往门口走去，但在过道上还没走几步，就有什么东西打中他的脖根，让他疼痛难忍，好像有根烧得通红的铁丝戳了进去。他一转身，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拉着儿子进了房门，男孩正往口袋里装起一把弹弓。

“戈斯坦因！”男孩被关进门时吼了一嗓子，然而让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那种无助而惊骇的神情。

突然，他们两个开始围着他跳跃，嘴里还喊着“卖国贼”和“思想犯”。小女孩的一招一式都在模仿她哥哥。他们就像不久便会长成食人兽的老虎崽子一样嬉戏着，不知怎的，那有点令人恐惧。男孩的眼里，有种狡猾而残忍的神色。另外很显然，他想对温斯顿又踢又打，而且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能做这种事的年龄。幸好他手里握的不是一支真正的手枪，温斯顿这样想。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没用。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忍着没写，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止写，都没有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你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仍然注定会抓到你，迟早而已。

当然，在具体的某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接进某条电线的频度如何以及按照何种规定进行，都只能靠臆测，甚至有可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个人。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随时接上你那条电线。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除非你处在黑暗中，否则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