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因为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无法做到,因为她那可爱的柔软腰部——像是在请人去搂——围着的却只是一条可恶的鲜红色饰带,那是代表贞洁的咄咄逼人的标志。
两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出于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可怕情绪,一种去杀戮、拷打、用大锤去砸人脸的渴望像电流般通过整个人群,将一个人甚至是违背其意愿地变成面容扭曲、尖叫不止的疯子。但他们感到的那种愤怒是种抽象而盲目的感情,因此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转向戈斯坦因,恰恰相反,而是向着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屏上那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是在充满谎言的世界上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守护者。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他跟周围的人们站到了一起,对他来说,他们所说的关于戈斯坦因的一切全都属实。那些时候[...]
他想起一个问题,他写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围绕那可疑的年份转了一会儿,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新话里的“双重思想”一词。他第一次想到此举的艰巨性:你怎样去跟未来沟通?从根本上说这不可能。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此情况下,未来也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预言便将毫无意义。
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规模类似的大楼分散坐落在伦敦,周围的建筑彻底被那三座大楼比了下去,所以站在胜利大厦顶上,同时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分别为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就分工到了这四个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这四个部的名称用新话来说,分别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就是“真部”——跟视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水泥熠熠发亮。它拔地入云,一级叠一级,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刚好能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美术字体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所以《1984》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着的危险,它会把让人类丧失所有的个人痕迹、爱和批判性思维,但是因为人类的“双重思想”,人类甚至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危险。这本书就像奥威尔发出的强有力的警告,但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1984》的描述也包括我们,而自作聪明地把他解释为仅仅是对斯大林主义野蛮行径的描述,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奥威尔的描述是相当压抑的,特别是当你认识到奥威尔所描述的并不单单是敌人,更是20世纪末的整个人类种族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描述做出反应:变得更加绝望和顺从;或者认为我们还有时间,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用更大勇气去应对。三部反乌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丧失人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有些人怀疑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毁灭人类的核心,会破坏人类的未来。因为这样,人类会变得完全没有人性、缺少生机、他们会自相残杀,或者在纯粹的无聊以及焦虑中死去。
我们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工业社会,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由唯物主义提供动力,轻微的精神和宗教关怀仅仅是起缓和作用。另一个“双重思想”的例子也与这有关,部分作家在讨论原子政策的时候,很不情愿地承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说,杀人比被杀更加罪恶。如果读者可以完全克服他自身的“双重思想”,那么他就可以从《1984》中找到很多与当今西方社会相似的特征。
‘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做伪的感觉,因而会有罪过感。”
“动态真理”。如果我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我就要声称这家公司的产品比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都要好,这是否可以验证和对于竞争对手是否公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还在这家公司,这样的声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绝检验这是否是客观有效的真理。事实上,如果我变换了工作,进入了我现在的竞争对手的公司,我必须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产品是最好的。主观地说,这个新的真理就像旧的真理一样真实。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
与检察官相比,党的领袖甚至都不去假装他们的体系是为了使人们快乐,因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的生物,他们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对真理。领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无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权力,可以为他们创造事实,创造真理。
奥威尔为我们描述了真理的本质,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描述的是斯大林对待真理的情景,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读者只是看到对斯大林的谴责的话,将会错失奥威尔分析的关键点。他实际上是在谈论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趋势,尽管这样的趋势比苏联要缓慢。奥威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真理”是否存在?执政党所持有的“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执政党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
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大脑控制与脑前叶切除手术类似,都是为了摆脱人对于人性本质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则利用了人工选择物种和毒品;在奥威尔的《1984》中,他们更是无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脑。三个作者中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应因认为摧毁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责。他们三个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通过现有的普通技术和手段,这完全可以实现。
十二条喉咙在愤怒地狂喊,再也分不出哪个是人、哪个是猪来了。如今猪脸起了什么变化已经非常明白了。窗外的动物们先看看猪,再看看人,又反过来先看人,后看猪,但他们再也分辨不出人和猪有什么分别了。
这时在外面观望这一场面的动物好像看到屋子里正在发生一件怪事。几口猪的脸变成什么样子啦?苜蓿的昏花老眼从一张猪脸扫到另一张猪脸上。有的脸长着五个下巴颏,有的长着四个,有的长着三个。但是,是什么正在融合,正在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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