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类天生具有同情心，但是他从来不会为了落在别人头上的痛苦而去 设想那必然使当事人激动的激情程度。那种使旁观者产生同情的处境变化的想象 只是暂时的。

可是，起初我们赞成别 人的判断，并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其恰当正确、符合真理和实际情况；很 显然，我们认为别人的判断富有才能不是因为其它理由，而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 的判断跟它是一致的。同样，起初鉴赏力表示赞同，也不是因为其有用，而是因 为其恰当和精确，同鉴赏的对象正好相称。

如果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它所引起的情感同我们的情感吻合一致，由于 同激起它们的客观对象相符相称，我们就自然赞同这些感情；反之，由于过分和 不相称，我们就自然不会对此表示赞成。

产生各种行为和决定全部善恶的内心情感或感情，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或 两种不同的关系来研究：首先，可以从它同产生它的原因，或同引起它的动机之 间的关系来研究；其次，可以从它同它意欲产生的结果，或同它往往产生的结果 之间的关系来研究。

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情，恨是一种不愉快的感情；因此我们希望朋友同情 自己的怨恨的急切心情，甚于要求他们接受自己友谊的心情。虽然朋友们很少为 我们可能得到的好处所感动，我们也能够原谅他们，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可能 遭到的伤害似乎漠不关心，我们就完全失去了耐心

这些 有关死后情况的设想，在我们死亡时决不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只是在我们活着的 时候才使我们痛苦。

想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想到我们无论怎样消 除死者亲友的悲哀，无论怎样消除他们对死者的负疚和眷恋之情，也不会给死者 以安慰，只会使我们对死者的不幸感到更加悲伤。死者的幸福决不会因之而受到 影响；也不会因之而扰乱自己静谧的安眠。

但当他们处在被人遗忘的危险之中时，我们的同情溢美之词 似乎就倍增了；通过我们加在死者记忆中的虚荣感，为了自己的悲切，我们尽力 人为地保持自己有关他们不幸的忧郁回忆。我们的同情不会给死者以安慰，似乎 更加重了死者的不幸。

当一个母亲听到她的婴孩在疾病的折磨中呻吟而不能表达他的感受的时候， 她的痛苦是什么呢？在她想到孩子在受苦时，她把自己的那种无助的感觉，把对 孩子的疾病难以逆料的后果的恐惧同婴孩的实际的无助联系起来了。由此，在她 自己的忧愁中，产生了有关不幸和痛苦的极为完整的想象。然而，婴孩只是在这 时感到不适，病情并不严重，以后是完全可以痊愈的，缺乏思虑和远见就是婴孩 免除恐惧和担心的一副良药。但是成人心中的巨大痛苦，一旦滋长起来却是理性 和哲理所无法克制的。

有一些激情的表露，在 我们获悉它由以产生的事情之前，引起的不是同情，反而是厌恶和反感。发怒者 的狂暴行为，很可能激怒我们去反对他本人而不是他的敌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 发怒的原因，所以也就不会体谅他的处境

我们同情的也不仅是那些产生痛苦和悲伤的情形。无论当事人对对象产 生的激情是什么，每一个留意的旁观者一想到他的处境，就会在心中产生类似的 激情。我们为自己关心的悲剧或罗曼史中的英雄们获释而感到的高兴，同对他们 的困苦感到的悲伤一样纯真，但是我们对他们的不幸抱有的同情不比对他们的幸 福抱有的同情更真挚。

正是由于我们 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地想象受难者的痛苦，我们才能设想受难者 的感受或者受受难者的感受的影响。当我们看到对准另一个人的腿或手臂的一击 将要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缩回自己的腿或手臂；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 是相同的，一致的，即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的。

一，人性的本能迷恋发明、改良和革新。斯密把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首先 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人”天生具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 它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

1764 年 3 月至 8 月，斯密陪同这位年轻的公爵先后访问了法国的南方城市 图卢兹、波尔多和蒙彼利埃。在这期间，斯密感到比较空，于是他就在长期酝酿、 构思的基础上，根据他已积累的资料，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1764 年 7 月 5 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他 在这封信中所讲的已开始写的这本书，就是《国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