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市长说，‘革命是拿刀革别人的命，而改革则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当年我带着你去延安插队，就是去寻找革命的真理’。”我不知道小潘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打断了小潘的话：“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一挥手，怎么是他带领我们去插队呢？”

延安时期就流行着“白毛女”的故事，“文革”时“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深入人心的欠债不还钱的杨白劳是个正面形象，而按合同办事的黄世仁则是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何来市场秩序？中国的法律至今未能有效地维护市场中的契约精神，至少对政府机构是网开一面的。权力大于法律的局面，在中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扭转

但后来国土局将国家计委拨付的应付给华地大厦的建设资金挪用于装修山水宾馆，拒不向华远公司付款，直到1999年，在多次催款之下仍不支付欠款，完全没有一个国家机关遵守合同的基本诚信，完全是一副准备赖账的嘴脸。

一气之下，我命令工程部门将地下的热力控制阀门重新关闭，用一块巨大的钢板将整个热力室都盖上，并在钢板上浇灌了混凝土，让图书大厦再也无法用无赖的方法私开热力。

多次协商不成之后，我下令关闭热力阀门，给图书大厦断暖，并取下了阀门轮盘。第一次断暖之后，图书大厦半夜用扳手再次打开阀门，并使阀门严重损坏。中国竟然有这样无耻的单位，他们以为有交通银行做后盾就可以赖账（图书大厦是以图书大厦立项，交通银行出钱，各分一半面积建设），也以为华远这个区属公司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大多数人希望能进入旱涝保收的体制内，机关不行就事业单位，国有不行就大集体

恰恰因为历史上我们曾努力地学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种不论事实真相，而以情绪的好恶为标准划线的判断、思维方式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中就会出现非甲即乙、非此即彼的争论。

当你拥有了百万级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会希望管理千万级的资产，而当你拥有了亿元资产的管理能力时，你就会把目标定在十亿、百亿。

除了那些抢劫、杀人、强奸的现行罪之外，当时许多由纪委或政法委转移的案件大多存在着有罪推定在先、寻找证据在后的问题，“坦白”则不是“从宽”，而是定罪的原因了。

通过关系办事并不可恨，哪怕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或权力，但要办得坦荡

许多人痛恨“官二代”（或“红二代”）们利用父母的职权“走后门”，我确实也多次利用过父母的关系（主要是母亲的关系）办过许多事情，但我可以很坦然地将这些“走后门”的事情写在书里，恰恰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刘鹤是唯一一个从政的人，曾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后来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书记，如今是发改委副主任。但他干的还是中央财办局主任的活，是经常在中南海里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高官，“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我们常常见面，在我心目中他不是什么官，私下里我们仍以朋友相交。

“四人帮”被打倒了，所有的传统信仰也随之被粉碎，新的信仰却没有随之而产生。

一美元大约兑换一块四角四分人民币，而实际完成交易时，一美元兑换一块六角七分人民币，于是又与农民打起了差价的官司，还好在合同中注明了汇率，双方分担了人民币贬值的损失。

其实这并不是智力游戏，而是体制下的技巧，如果郭钧不想承认这个社会中关系的重要性，就必然会付出更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