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

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

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

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

有一个警察对他的几个朋友说，平日里背着包来公安局的都是送礼的，谁也没想到这个人从包里拿出来的不是礼物，是一把杀人的刀。

他们走在路上，一行三个人，年纪大的有三十多岁，小的才十九岁，许三观的年纪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走去时也在中间。许三观对左右走着的两个人说：

“你们挑着西瓜，你们的口袋里还放着碗，你们卖完血以后，是不是还要到街上去卖西瓜？一、二、三、四……你们都只挑了六个西瓜，为什么不多挑一、二百斤的？你们的碗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让买西瓜的人往里面扔钱？你们为什么不带上粮食，你们中午吃什么……”

“我们卖血从来不带粮食，”十九岁的根龙说，“我们卖完血以后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

三十多岁的那个人叫阿方，阿方说：

“猪肝是补血的，黄酒是活血的……”

许三观问：“你们说一次可以卖四百毫升的血，这四百毫[...]

屎也跟着老了，出来不容易，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听到他在村口嗷嗷叫着

看到我点点头，她又问：

“是风吹的吗？”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没有叹息也没有呻吟，而是低声说了很多话，说他怎么在铁路上听到了我的啼哭，怎么抱着我跑到李月珍家里让她给我喂奶。在我四岁的时候，他为了婚姻丢弃我也是那个晚上告诉我的，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一遍遍责问自己：

“我怎么能这样狠心……”

我告诉他，我也丢弃过他，去了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我说我们之间扯平了。他在黑暗里摸了摸我的手，说我去自己的亲生父母那里不能算是丢弃他。

说完，他轻轻笑了一下。他说起返回那块青色石头前找到我时，因为冷我身上盖满树叶，他说这世上没有比我更聪明的孩子了。那个晚上我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我想起了石头、树林、草丛，还有让我胆战心惊的狗吠。我说不是冷，是害怕，有一条狗一[...]

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苦根就在不远处的池塘旁，往水里扔石子，他听到爹临死前的喊叫，便扭过去叫：

“叫我干什么？”

他等了一会，没听到爹继续喊他，便又扔起了石子。直到二喜被送到医院里，知道二喜死了，才有人去叫苦根：

苦根在村里过得挺自在，只是苦了二喜，二喜是一天不见苦根就受不了，每天干完了活，累的人都没力气了，还要走十多里路来看苦根，第二天一早起床又进城去干活了。我想想这样不是个办法，往后天黑前就把苦根送回去。家珍一死，我也就没有了牵挂，到了城里，二喜说：

“爹，你就住下吧。”

我便在城里住上几天。我要是那么住下去，二喜心里也愿意，他常说家里有三代人总比两代人好，可我不能让二喜养着，我手脚还算利索，能挣钱，我和二喜两个人挣钱，苦根的日子过起来就阔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