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成为中国政治的象征与隐喻”，在刚愎自用、专制独裁、自我膨胀的任我行、东方不败，热衷权势、心狠手辣的左冷禅，虚伪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岳不群，不甘屈服又不愿抗争，藏头露尾，在强权夹缝中苟且偷生的莫大先生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看到人性中阴暗的一面。

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7年12月5日[...]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

考学这么辛苦，何不编一本针对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可以减少应考者的复习时间？他把这个想法和张凤来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说，他们都表示赞成，说干就干，三个人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他们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排，由丽水的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徐志摩在山东坠机之后，在家里开丧。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但他家里有钱有势，如果去吊丧，不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那时我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但他家里当我贵客那样隆重接待，我在灵位前跪拜后，舅舅徐申如（徐志摩父亲）向我一揖答谢。舅舅的孙儿（徐志摩的儿子）则磕头答谢。然后开了一桌酒席宴请。我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经验，是一个人独自坐一张大桌子吃酒席。桌上放满了热腾腾的菜肴，我当时想，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吧！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我自然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情、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

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他就去世了。

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吸引着衢中师生。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叫到[...]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叫到房里去，大大地教训了一顿。训到末了，训育主任对他说：“你真是狂得可以！”

是王国维先生说过罢：“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他不能勉强自己赶快增加年龄，于是，暑假后不得不换了一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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