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中的隐患,一旦发作,必至不可治而后已。
中国的道德体系,本以诫条为核心,自晚明起,渐渐向功利主义转化,袁了凡首倡其功。鲁迅曾抱怨有人施恩如放债——当然如此。在新的体系里,行善是有所图,不行恶是有所畏。当然,新的体系并没有全面代替旧传统,不过它确实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起着大作用。它也帮助维护古老的价值观,——尽管以背离传统的新功利论为内核,它的价值表本身仍是传统的。问题只是,一旦人们发现善恶难报,银行倒闭,这个体系——诫条体系也受其连累——也就崩溃在即了。
雍正用人的特点是不疑不用,不用不疑。
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钱,天下自然太平。
中国古代其实是政教分离的。政治上一切权力归皇家,礼教则由士人司掌。在伦理方面,皇帝不过是挂牌执事,连孔子也只是名分上的通天教主。比如说,就很少有人记得孔子说过的一句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对坏人厌恨过分,必将激之为乱。
党锢之祸,生出一批道德典范,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气和正直,激励过历史中许多伟大人物。此役虽在社会生活中是大破坏,在道义上却是一场完全的胜利;用良心或肾上腺与坏人作殊死斗,从此成为一个模型,德昭千古。至于如何将权力斗争转化为道德战争,不用很久也要成为拿手好戏,连续上演。
如只从前景来看,秦不如六国,汉不如秦,后面的朝代,出入于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都不如汉。秦始皇自己是不懂制度的,任用的谋主,也谈不上有什么眼光。不过此类事情本不是能设计出来的,能设计而出的反是拙劣之物。秦的暴政,打破了读书人干禄的常式,反倒可能促出一批自作主张者。不用担心读书人会消失,知识越是珍贵,就有越多的人热爱它,秦皇用最简单的办法去清除知识对集权的威胁,并无可能成功,至多使读书人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而这听起来简直像个好消息。
读书人治理社会,对社会或许不错,对读书人自己就不太妙,长久来看,则对谁都不妙。秦朝以吏为师,自然浮浅,后来以师为吏,遗患更大。秦皇统一,对六国士人颇不信任,甚至焚书坑儒。汉初的读书人,提起秦政,无不切齿。从汉朝开始,读书人自然是混得不错了,食在其中,禄在其中,而创造的能力,则不知到哪里去了。创造是种传统,古代特异之士不是没有,但太少了,不足以前后相继,更别提相对切磋。
建立学宫和厚待学士,从一开始就带有功利的目的,希望这些有学问的人成为齐国的政治助手。
有些事情,我们现代人以为愚蠢的,古人以为是高尚,我们以为虚浮的,古人以为是荣誉。荣誉感曾经在价值观中居有高位,南北朝后降了一半,明清后又降了一大截。所以古人的一些行为,我们只能言不由衷地赞美,却不易理解了。田横的自杀,是因为一旦北面事人,没面目见部下和父老?还是心怀故国而绝望?那五百人的集体自杀,又只是为了报答田横?传说《薤露》、《蒿里》这两首古歌,是田横的门下士为他作的挽歌。二曲早已有之,可能田横的门人为之填过新辞,并得流传。《薤露》把生命比喻作露水,奄忽即逝,一去不归。是古人也知道生命的可珍贵,其轻死生者,大概是另有不得已。
在陶渊明,已经觉到精神的孤云无依。天道幽远,鬼神昧然,他就像没有信仰的苦行僧,虽可屡空晏如,终究顾影自怜。他的喝酒,大概也是想摆脱灰暗念头的纠缠。鲁迅说陶渊明“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这抚慰就是酒了。“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其实天运并非仅此,只是他不知道。
人人都爱陶渊明,因为他确实是个浑然的人,借用苏轼的评论,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不像后代许多人,先要喧之再三,“我要隐居了”,等大家都听到,才找个地方隐起来。——如藏猫猫游戏,虽说藏,还是希望被人找到的。曾经假装隐遁的李白有名句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李白笑什么呢?他以处为出,曲线求仕,佩服自己的精明,所以要偷笑。
不过,扬雄和汉代别的读书人还有点不一样,便是和后来的王充这类极有头脑的人,也不很一样。儒生琢磨的事是入而修齐,出则治平,在汉代,治平尤是兴趣中心。但尽观扬雄的著作,实在看不出他对政治有深厚的兴趣。他最下心血的《太玄》,自以为是可以和《周易》比肩而传的,讲的也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而是世界图景。这样一个人,美新也好守志也好,未必就当成自己一生的大节。他年轻时写过一篇《反离骚》,惋惜屈原的死,说人家孔子还曾去鲁,老子还曾出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呢?
扬雄确是个争议人物。他的想法,时时首施乎孔老二端,他的行为,也在去就之间徘徊。想回家,不甘抱朴于贫贱,出来作官,又厚不下脸皮去干进。王莽篡汉,他先是被官司牵连,跳楼几乎摔死,后又写《剧秦美新》和《元后诔》,拍王莽的马屁。这两件事,后人批评最多,便是辩护者,也只是说不能以人废言,他的著作自有价值,不得“与投阁之躯并朽”。当代学者则说王莽新政,自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扬雄美新,并非全是违心。这个道理,就高明了。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没有内心冲突,没有怀疑,没有犹豫,在咱们看来,不是呆子,就是骗子。但据宋儒说,还有第三种,即醇儒。汉朝有位扬雄,一流的思想者,到了南宋,就给骂个狗血喷头。如朱熹,便说扬雄见识全无,语言极呆,“甚好笑”。——程朱一派见不得扬雄的天才,按倒扬雄,才好给董仲舒这样的醇儒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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