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要形成一种声音，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工夫。

拿学术来保护皇权，实为一大发明。

现代政治学者，研究权力如何发生才是合法的，大都认为应以同意为基，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度出来一部分，以换取社会合作。这是一种逻辑次序，而非历史的次序。在历史上，从最早的神权，到后来控制分配，通过战争来建立国家，这也管那也管，种种权力，哪有一点是同意而来？

实际的情形是，战争是自然发生的，而且经常由小人物的冲突引起，你抢了我一只羊，我偷了你一只鹿，仇恨积攒，冲突渐烈，然后两位领袖各自站到高处，一个说，我们难道要忍受这个吗？他们要夺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粮食，把我们赶到寸草不生之地；另一个人说，他们要杀光我们的男人，让我们的女人替他们生孩子。两个部族群情激愤，献粮献力，为王前驱，任何有异议的人，都被愤怒的人们用石头砸死了。

若从效果来看，战争简直像是领袖之间的共谋

如从两面观，其一是，尧舜的传说，寄托着古人对强权的不满，用道德来抗衡强权，虽然力量上不成比例，至少是发自社会的良心。至于背后的问题——道德就能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吗？有德之人就应该获得对他人的控制权吗？是现代人要考虑的事，而先秦古人，走一步说一步，生民困苦如斯，先解燃眉之急，也不用想那么远。

孟子喜欢拿尧舜，还有别的几位有德之君，来鼓励君主行善。如他说商汤，“东面而征，四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还有比这更动人的场面吗？人民如你我者，日盼夜望，等待尧舜这样的圣贤，来做主子，细一想，也是挺可怜的，换一种跪姿，便自以为站起来了。

这类体系的建立人，对自己那套东西，一定是颇为相信的；同时，他们更为相信的，是体系的说服力，相信人类认知上的弱点，一定能使体系大受欢迎。

人感知世界，最重要的手段是视觉和触觉（我国人也可能认为味觉最重要，另议），即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忽略，如人的感情。有句话叫“闹情绪”，一个“闹”字，似乎在说对方耍小孩子脾气，买根冰棍哄一哄，或竟不用哄，过一会儿就好了。不妨想象情绪是发光的，一旦激荡出来，绝不会平白消失。那我们站在高处，就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情绪地图，什么地方亮，什么地方暗，哪里的情绪是粉色，哪里又是黄色的——情绪是会变化的，不满会积为愤怒，愤怒不得出路，会变成仇恨。仇恨是什么颜色的呢？假设是蓝色的，崇祯皇帝登到高处，看见天下一片蓝，当知不妙，改而更张，也未可知，不过那时多半已经晚了。仇恨不像愤怒那样有一个要求，[...]

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和旧史沾点儿边的专栏，便误以为我真懂历史，问道：明末流民造反，天下流血，或可以明政残暴、仇恨山积来解释；唐政没那么糟糕，为什么唐末暴动的杀戮也那么惨呢？我哪里答得出，只好含混地说，也许各代都是那么乱杀的，只是有的记录多些，有的缺记了。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假设我们原来相信天圆地方，大地又由乌龟驮着，后来有新说，称地为星球，接受这种知识，并不困难，毕竟谁也不是乌龟的亲朋故旧，没必要维护它的声望。但假如这新说是我不喜的人提倡，又假如我是某种集群主义者，一向以为自己所属的集体天下第一，只有别人欠它的，没有它欠别人的，那么，要接受这新说，就难免闷闷不乐，难免要去证明你说的虽然不算错，但多半是抄我的，或者本地情况特殊，偏偏就是方的等等。

有个朋友，让我写一写明代的朱燮元。我说他有什么好写，不过是在苏州民变中，有人请发兵镇压，他说了一句“兵，所以御外寇者也”，不肯派兵而已，他别的事迹，后来带兵打仗之类，我又不清楚。

任何以公意为公理的制度设计，都含有的一个假定，是以为多数人有能力并从而愿意决定自己的事务。有如此的，也有不如此的。如果一个社会中，失意者的比例过大，民意就不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而是另一种奇怪的东西。再看历史中发动革命的民众主体，有的要挣脱束缚，有的只是作不平之鸣，前者或有机会赢得自主，后者则往往只能得到集权下的集群式社会，那是最令鲋人觉得安全的地方了。

嵇康要怨，就怨一种人格吧——或一个人，这个人，在礼法松动之际，发现自己比先前自由了些。但这自由的用处，似只是增加烦恼，因为他不喜欢多歧，只担心亡羊，手脚松脱，立时无措，不知向何处去，也不想往别处去，可以决定自己的一些事情，顿觉无力，可以发表主张，才知无话可说，羡慕别人个性的丰富多彩，又怕他们脱笼而逝，把自己甩在后面。多了些机会，眼看着别人抢先用了，想来想去，还是宁可相濡以沫，怕就怕别人游于江湖，把他剩在涸辙里。

托尔斯泰曾给辜鸿铭写过一封公开的回信，里边有对中国人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不要用改良或更激烈的方式去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应该按照本性做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暴力，“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会自然消亡”；第二个建议，是不服从政府，不执行官吏的命令，不去协助奴役和掠夺，“道”就会把自由降到人间。这两条建议，在我们看来，是彼此冲突的；如果托尔斯泰觉得不冲突，只说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罗斯别有国情。另外，我们大概也不会同意托尔斯泰对本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