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第二篇《怎么办》，冥想让位于实际的思考，然后他得出了一个以为是最后的答案：你不该想象自己作为什么群体的成员或代表必须做什么事，而应该作为一个人，按其本性，去做那个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要求于你的事——我有点喜欢这个答案，尤其甚于喜欢那类深远的谋划。但我们的本性是纯一的，只能引导出一种行动吗？如果不相信托尔斯泰相信的永恒法则又怎么办？

说起孟子，常会联想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过两篇以“怎么办”为题的文章（原题比“怎么办”要多一两个字，为了行文方便，一概称之为《怎么办》）。在第一篇《怎么办》里，他把自己行善的失败经历，总结为“先制造穷人，再去帮助他们”。发现这一点后，他在乡下苦苦思索，得出的结论是，文明已经失败了，“科学和艺术界的人什么都不缝”，所以科学是骗局，艺术无聊而又腐化心灵——听起来像什么？《老子》。是的。托尔斯泰的额外希望，是女性教养出一个个小耶稣来——“是的，妇女，母亲们，人类的救赎，在她们手中”。我对托尔斯泰和女性都是万分尊敬的，但读到这最后一句，无法不觉得托尔斯泰的这次思考是失败的。

个人一旦以制度为对手，从事功上说，是一定失败的，除非他放弃个人立场，变成一位聚良招莠的“豪杰之士”。一方面，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由不求成功的人推动的；另一方面，进步的完成，又要仰仗不羞于利用别人的豪杰之士，仰仗大众的蜂屯蚊聚。那么，对一个从道德理想或别的什么理想出发的人来说，便是有双重风险了。

其实也未必有那么可怕。我看过些反乌托邦小说，或科幻电影之类，对里边的渲染，不是很有同感。再新的技术，顶多让“老大哥”无所不在，但那并不能实现完美的控制。完美的控制，需要完美的、被权利彻底腐化的人民，令人人都是“老大哥”，人人互相迫害，传递不幸，“成吉思汗”才得乘隙宰制无余。电报机之类，固有助焉，毕竟只是工具，代替不了那根本的工作。

曾有朋友拿一个荒唐的老问题来问我，曰假如不得不回到过去，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我说，春秋吧。他说，那个太古了，换一个。我认真地想了想，说，那就元代吧。朋友大怒，趁着天热，将一顶汉奸的帽子劈头罩来。我说您别急，听我一一道来：我是“搞”文字的，且胸无大志，元代的文人行道难，而我本不想行道，元代的文人做官难，而我本不想做官，终元一代，没有文字狱，单这一点，还不够吗？

元代赋税较宋明皆轻。“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又有文人的加入，而有了《诗经》以后最天真自然的一代文学。许多文人，没了正统的出身之路，颇有牢骚，但和清代的同行相比，这些人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读书无用，难道不强过读书有罪？做不了大官大贤，去做那郎君领袖、烟霞状元，又有什么不好？到了明代，一窝蜂地去做官讲道，官也没做好，道也没讲好，先把个活泼泼的曲儿剧儿失传了。

卢梭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未免有些娇气，想当女婿，又想不要丈母娘——其实，只要这些枷锁，没有一种是绝对的，人尚可是自由的。李贽感受到的压迫，根源并非在批评他的道学家，而在于他喜欢的秦始皇，他是认错人了。

前面说到年幼时的某种经验，又想起李贽的一段话——与本文主旨无关，却既然想起，便舍不得不引用一下。他说从前自己的脑子省着不用，“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影，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话可以拿来自诫至老。

朋友道，你这议论未免太苛，人固然不能尽弃早年所学，但去旧更新，例子很多，岂能一概而论？我说，是的，我只是想起了一点事情，故有此论，其实择善而行，执中以论，原不必以新旧为念，只是人要清楚自己到底在主张什么，竟是意外地困难，这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所以知道。朋友说，说起这个，我想到一个故事，讲给你听。

我的朋友说，有位教师，一直把“免”字读成兔子的“兔”。这天讲拼音课，遇到“免”字，向学生拼道：“摸——烟——兔。”

是的，还是兔。

我便想，人的意见，多半在早年就固定下来，以后再学新知，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回去；有的人言高论深，令人佩服，偶尔在一件小事上，说出的话吓你一跳，借用鲁迅打过的一个比方，皮袍下露出一个小衣角，便可知马褂始终贴身穿着，迟早要回到本色上。

我的那位朋友，在读明代几位最杰出的遗民的文章。他说，这几位，头脑都是极出色的，对于旧政的弊病，批评起来头头是道，为什么一旦试图“立万世法”，就又绕回去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一个故事，不妨说给你听。

那是一件真事，曾登在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有一家人，把农药洒到了面口袋上，舍不得扔，将粘到农药的上层面粉掸掉，用剩下的“好面”做了一锅馒头。这一来全家进了医院，当家的男人死了。农妇哀定后，想馒头用面多，故有危险，如用来包饺子，想必无事。吃饺子后，全家又进了医院，死了一个女儿。农妇再也不敢吃这面粉了，便拿它喂牛。不用说，又把牛毒死了。

这个故事又悲惨，又好笑。与其批评农妇的愚蠢，不如哀怜[...]

清初的唐甄著过一本《潜书》，里面有篇《室语》，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晚上，他和家人围桌进食。唐甄说，这鱼味鲜，买时一定是活鱼。家人说，倒也不是，但买时鱼刚死未久，又天寒，所以新鲜。唐甄吃了几口，放下筷子，连声哀叹。家人问他为什么叹气，他说，一直有些心事，今天吃这鱼，忽然想起来，所以感叹。

他的心事，原来是一篇见解。其中的一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是唐甄的名言。但他通篇意思和那鱼一样，并不十分新鲜，不过是将孟子的主张，用狠劲重说一遍。他以鱼为喻，把暴政杀人的事说了半天，家人听后，这鱼是吃不下去了。

我们看到，连画家、诗人，也或明或暗地发表政见，一个读书人，如果真的缄口不谈国事，反倒要被认为没有心肝，特别是在激荡时期。那么，这么多出色的头脑，有这样的讨论气氛，做了那么多工作，为什么没能产生出一个有效的思想体系呢？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同类思考的话，他们的工作，甚至构不成思想的基础。

原因之一，自然是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没办法凭空想出“古怪”来。这里要说的是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令他们的思考，都用着对方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无不在意料之中，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都成为对方的养料，用来加固自己。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

唐代长安城，有个叫张干的莽汉，把狠话刺在两条胳臂上，左臂刺的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是“死不畏阎罗王”。死后的事先放下，在活着的时候，看来，权力是最可担心的事了。古代的思想者也是如此，最大的话题，最大的心事，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

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曰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盛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基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地绝种了。不用读《孙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写在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

战争必然是残忍的，如何把战争的风气和社会风俗隔离开来，不是军事家要考虑的事。兵以诈立，是战争的格言，至于把它奉为日常生活的指针，那是众人的问题，和孙子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