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

活在这时的是司马迁，已如前所说，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庄子是不懂政治的，不过他谈国家政治的话，偶尔也精采，如《杂篇·则阳》中的“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门。

与庄子差不多同时，有一位孟子。孟子的格言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的道德勇气，光耀千载，如能再多一点反省，就更好了，一边仗义直行，一边对自己的“义”，不断反思，庶免勇猛过头，以百姓为刍狗。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师的主张，为理所当然，不但自己不验证，也反对别人验证，离先贤的本意，也越来越远。而在庄子看来，以礼义绳天下，或以社会理论改造社会，那发生在后来的，乃是必然。

老子，实际上是第一派的。他对个人处境的论述，启发了庄子，但两个人的旨归，毕竟不同。在庄子，改造社会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本身，便是个人的对头，至于政治，“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还躲不及呢。

先秦诸子，若从立场来分，有两大派。两派的共同点，是对社会现实不满，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自己不舒服，别人也不舒服，滔滔者天下皆是。不同点，是一派，要用自己的纲领改造社会，所谓狂者进取，如孔、墨，以及后来的名法之士，都是这样。另一派，更多着眼于个人感受，厌恶权力本身，所以对前者的社会理论，打心眼里不信任，觉得那只是将恶改良，至多是将凶恶的权力，换成好一点的，何况——如为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墨子》有一句话，“知，接也”。

孟子谈人生是内行，谈民生是外行，而今读《孟子》谈民生，就是买椟还珠了。

明儒刘宗周说：“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这是孟子之学的要点。慎独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全独立，不受他人评价的左右，只对自己内心的道德呼唤负责。一方面，中国的道德哲学中，这是最深刻、最个人化的一种；另一方面，也是最不能给社会提供伦理基础的一种。儒学内含的反社会性质，在这里也最明显，最接近道家。这确实是一条内圣之路，但有几个人能实现呢？所以明人一边大讲自省，一边任由社会堕落，因为群己之间，这种理论并未建成一种联系，个人的道德退路，并不是社会的伦理出路。何况，自己做自己的上帝，果真能提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吗？

我最敬畏孟子的，是他坚定的义务论。孟子，从社会理想，到哲学范畴，和孔子离得并不很近，但道德上的义务论主张，是这二老高度一致的地方。这会引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代中国尊孔尊了那么多年，儒生主管意识形态那么多年，道德主义盛行了那么多年，而实际的状况是，义务论色彩越来越稀薄，到后来只剩一张皮，真正执行的，是用戒条伪装起来的越来越彻底的功利主义。

说孟子头脑简单，并不是说他肤浅，否则就是无视他的思想中谈心性的那一大部分。我们知道，孟子一直拿他的伦理学当政治学用，他的政治哲学，是要还原到个人的，完全不像是一种社会理论，所以当时售不出去，但论其源本，仁义比起天命来，更接近真正的合法性——同意。孟子的理论是，大家都做好人，好社会自然生矣。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有能力做好人呢？因为性善。为什么大家非得要顺这善的本性？做点坏事，不也很舒服吗？如果好人不得好报，为什么还要做好人？这就涉及最深刻的道德动机了，孟子谈心性，就是要把道德的最终动机，建立在我们心里。

实际上，有许多了不起的读物，都在纸面后面，隐藏着主人的真意，那不是能买到的，也不是可以偷到或抢到的。如果作者不喜欢你，他便说得少，或竟什么也不说。

老子是出色的智者，但他当不能料到，后世竟以他的主张，为不求上进的借口。他的智慧，后人没有用来启迪自己的心智，反倒用来辩护自己的懒惰。一本《老子》书，不过几千言，文字也漂亮，但你并不用看，因为你已经看过了，——老子的思想，早已渗入你我心中。何况，老子本人，是不会提倡读书的。

老子对后世的另一大影响，是他的反智主义。他说“美与恶，相去几何”，分别万物的知识，都是无用的；治天下要绝智弃辩，自治则要寡闻以守中。

老子主张的第二种途径，是个人的自修（这一点后来被庄子发挥了），本质上说，这是弱者以弱自存的生活哲学。他说，众人都兴高采烈，我独在一边发呆，众人都聪明灵俐，我独在一边发傻，这才叫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这才是被褐怀玉。对眼前混乱的世界，什么也不要做，不要勉强，不要为天下先，也不要故示人以别，你们忙你们的，我则“居以须复”，走着瞧，——不，是坐着瞧。

《老子》里有惊心动魄的话：“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民也。夫民之难治，以其智也。”需要为老子辩护的，是他的愚民主张，和后世施行的，并不一致。老子倡愚民，不是为了举天下而奉一人，而是要君民同归于简。但不管怎么说，他也确实为愚民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