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都曾有自己的《天问》，如冰岛人的《埃达》，希伯来人的《约伯记》，印度人的《梨俱吠陀》，希腊人的《神谱》。后来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屈原作了《天问》，两千年间的学人，则共同创作了一部“不问”。——那么，这两千多年里，人们怎么还好意思去纪念屈原呢？答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赛龙舟、吃粽子嘛。

黄宗羲一生的经历极为丰富，到了晚年，已经激烈不下去了。他不是个沉迷于幻想的人，把世事看得清清楚楚，所指望的人心，终不可恃，所期待的异变，一个也没发生，倒是满人稳坐着江山，看那样子，还要接着坐下去。老百姓是要吃饭的，而士人也蕨葳难饱，一队队地“夷齐下首阳”了。作为历史学家，黄宗羲知道，秦亡于自己的虐政而非三户之楚，元亡于饥民而非遗民。他晚年的思路，已不局于家国之恨，伸向了天下之忧。

就朱子而言，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他认为唐仲友是坏官，他认为唐仲友犯了法，他认为法律应该惩罚他。在他看来，这些理由，每条都堂堂正正，就算有别的因素，也不能影响它们的成立，按劾唐仲友，就是秉道直行。——可惜，他自己所属的哲学便主张以心性为出发点，而任何人在成为圣人之前，都要以藏污纳垢的胸怀，来推论和怀疑别人。

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但是，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样一种幼稚的问题竟能缠绕中国古典哲学两千年。——哲人要为人间立法，需要若干下脚处，在道德法便是一切法的体系中，不可分析的人心不能不有本原的地位。

汪士铎有两句诗，很可玩味：“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我读过的愤世之言，当属这两句最尖刻。

公利高于私利，国事重于家事，是大多数人都承认的，但这种观念，实来自后果的考察，而非推理得来。自古的习惯是把它当作义务规定下来，而没有逻辑结构的义务主义，招来的冲突，自然多了去啦。

我国的传统，是最喜对别人的事下裁断，怎样对怎样不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此类判断每天少于十次，大概就够不上是标准的炎黄子孙。依据是价值观，而价值观是一张价格表，什么在上，什么在下，何者为大，何者为小。但人心九窍，世事万绪，颇有不能为表格所尽者，何况义务表之外，还有对后果的衡量呢。价值冲突的永恒，大概不会在爱情之下，至于黑白分明，那是官方文告和九流小说里才有的事情。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

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有德者是道德冲突的胜利者，而如包公，竟似毫无道德冲突。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

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仗着自己是仁义之师，以为仁者无敌。这种信念，果然是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

舆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人多智盛

没有人喜欢攀结宦官，但人都喜欢攀结权力。读书人知道和宦官勾结，名声大为可虞，但眼前的利益，总是更有说服力，何况声名或许还有办法可想，张居正便是例子。在宦官一方，权力只是假象，一旦皇帝变了心意，“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兽散”。他们不过分到了一两成皇权，皇权的恶，倒分到了十成。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