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梁启超骂奴性，云“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以及“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为言主人之所难言，事主人之所未事，奴才做到这个份上，才算有成。奴才和奴隶不同，奴隶是不得已而为，想不做而不可得，奴才则其乐陶陶，一日无主，反倒浑身不舒服。

我不喜欢的不是《封禅文》的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帝制下讨生活，不说些奉承话，是不可能的。但把事情想到前面，先主上之忧而忧，后主上之乐而乐，如非心性熟透，何能及此？

封禅之说，起于齐国，但当年齐桓公想封禅，管仲谏而止之，不愿意让齐国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按早期的理论，改朝换代后才好封禅，相当于取得天的授权，合法地君临大地。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秦始皇，第二位就是汉武帝了。汉武帝很想成为接天贯地的名君，喜事功，好祥瑞，花样百出，心犹未足。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可以说马屁拍在了前面。

不能说是李斯一手将关东卖给秦国。举天下以奉一人，李斯没这么大的本事。六国自己先失了方寸，当年的樽俎之容，会盟之礼，扫地无余，大家尽情攘夺，不知黄雀在后。至于士人阶层，分崩离析，疾走先得，与李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秦政的集体惩罚，实在是这些人有以自召。

后人感叹李斯之死，或说他不懂得功成身退。其实这个道理，李斯何尝不知，只是他一手奠定的格局，已没有那种水滨林下，可为他的退步了。当年商鞅出亡，想找个旅店，店主说：“商君的法令，如果收容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坐以同罪。”商鞅只好长叹自己的“为法之弊”。在这一点上，两人的境况真是相似。

李斯是个杰出的人。有点让后人难办的，是如何处理他的双重身份。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士人。他的文才的确非常好，足以配得上他的头脑。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不过鲁迅又加上一句“由现存者而言”，——是啊，别的士人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他自己了。李斯对同侪的态度，既与他的治国主张相副，又未尝没有固宠之意。在权力盛时，他已生惧意。那时他儿子娶的是公主，女儿嫁的是王子，整日拜谒填室，车骑塞门，李斯叹道：荀老师曾说事不可太盛，物极则衰，不知以后我会怎么收场。

荀子的事业本在于将儒学改造为治术，其学说本身便包含权变的后门。且他及春申君的门下来路很杂，李斯所学，未必尽出于荀子，如他的中央集权思想，可能就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同学韩非。韩非被李斯设法害死，可惜后来焚书不彻底，使我们尚能知道先秦思想的脉络。

二十年后秦一统天下，李斯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力主郡县制，第二是禁止学术，行焚书坑儒之政。——李斯本是中原儒士，荀子的门生，乃禁百家，焚图书，视师道如寇仇，岂不自断后路？说起这一点，宋人通常归罪于荀子主张人性恶，学说本身便不醇。如苏轼说，荀子性格激烈，平时高谈异论，一时口舌之快，足为李斯之激。

秦国虽强大，尚无文化的自信，也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武力。李斯的第一课辅导，便是为秦王立下平诸侯、成帝业的大志。当时关东之士，往投秦国的本来就少，李斯所言又恰中秦王的心事，所以一拍即合，秦王便让李斯主持大计，派辩士与剑客来招募六国名士，能利诱的利诱之，不能的刺杀之。

国花”有也罢没也罢，本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不要一日被选为国花，便俨然正房。少看一眼是不敬，多看一眼是亵渎，那样，大家只好去看芍药了。

可与语者，举目而寥寥。鱼之大幸，固是相忘于江海，但陆处于涸辙，也不得不欣喜有相濡以沫者。但我遗憾的是，刀兄不自惜其才，“市也婆娑”，精力多耗于游耍了。言毕不免“当奈公何”之感。

刀兄于驱遣文字时所表现的“洁癖”，亦自为精神之“骨气”的宣示、或对文明之信仰的一宣示。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脱。如这集里所论的，大都为古事；然所见每与我们听说的不同。常人论以道德、善恶者，刀兄则论以平恕。此即《红楼梦》所称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

今天汉语的污浊，亦自为精神污浊的一表征。虽挽狂澜于既倒，是个人力不能胜的；

刀兄写作的当今，是汉语史上最暗淡的一页。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刀兄的文字，则是出乎其时代的。他的名词有确义，动词能使转，小品词的淡妆，更弥增其颜色；至若句式，则如顽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转。故刀兄的友人们——包括我自己，都素重其文，称是“文明堕落的一阻力”。

传统是一种背景，硬要拉它到前台，立刻扭歪了。读文言的人越来越少，并不影响传统的延续，因为毕竟还有人在读，虽然少。这些人自会把影响传递开来，通过各种方式，到我们生活的细节中。或许有人有式微之叹，但那是自然的进程，强去干预，也没什么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