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或者唾弃对美好生命的感受能力,不再觉得生命中有任何东西令人感动,就是现代性自由伦理的品质之一,
什么叫不媚俗?懂得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
从卡吉娅到妓女玛丽昂、再到萨宾娜的身体感觉,刻画出欧洲生活史上一种伦理诉求兴起的痕迹:感觉价值的无差异。
所谓“媚俗作态”指传统道德中对一切崇高、美好的生命感觉的赞美,区分邪恶与善良,为美好而感动等等。颠覆这些赞美、区分和感动的话语方略一是重新命名——不再称为美德,而称为媚俗,二是用归谬法的皮鞭抽打——比如用昆德拉的说法,媚俗就是认为“大便是不道德的”。
媚俗就是对大便的绝对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拒斥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64页)这个以大便为象征的人类生存中基本不能接受的价值范畴其实相当广泛,也相当具体、因人而异,因为是人的自然感觉的范畴。比如说,萨宾娜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自慰时的亢奋,就不能说是不道德的。这是身体的自在感觉,为此感觉不自在[...]
托马斯在两个女人身体面前的彷徨与赫拉克勒斯的彷徨不一样,因为现代男人的言语季候变了。现代之后的季候是,女人的身体感觉已经没有邪恶与美好、淫荡与轻逸的价值不平等,只是感觉价值的不同而已。
在价值感觉启蒙之后的时代,托马斯重新面临那个让赫拉克勒斯伤脑筋的问题:“美好的”身体感觉是否在价值上高于无关美好的——已经不能说是“邪恶的”——身体感觉。
赫拉克勒斯当时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色诺芬想问的也差不多是这类问题。问题是旧的,什么是新的?女人的肉身在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被编织的方式。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伴侣。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锺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在苏格拉底那里,幸福是有区分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身体感觉有差异,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苏格拉底犯的错误不在于区分不同的身体感觉,而在于建立了不平等的身体感觉秩序。所谓“邪恶的”与“美好的”谓词,就使卡吉娅和阿蕾特不同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上不平等。自然欲望的自然权利的启蒙,就是要勾销这种身体感觉差异的不平等: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在伦理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道德归罪是依教会的教条或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他什么预先就有的真理对个人生活作出或善或恶的判断,而不是理解这个人的生活。拉伯雷的小说通过幽默叙事吊销了道德归罪的法权,把道德归罪排除在小说领地之外:“小说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说之外”(《遗嘱》,7页)。由于小说领地是真正人的生存可能性的领域,通过幽默的叙事,小说家就从道德法官手中夺过了生存领域的拥有权。
不要在小说叙事中寻找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影子,就是拉伯雷的幽默叙事留给二十一世纪的精神遗产。
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的。昆德拉说,“抒情的性比上世纪的抒情情感更让人好笑”。性是“模棱两可”的:既让人亢奋,又令人反感。究竟是让人亢奋,还是令人恶心,就要看个人自己的性道德观及其与谁相交了。对性事的道德感觉并没有一种客观的尺度,性道德的述词也不再是善或恶、符合还是不符合习传的道德表,而是个人身体感觉的亢奋或恶心。这就叫在相对-性中沉醉。
无论把卡夫卡的叙事看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把昆德拉的叙事看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批判,都不得要领。自由主义小说只能、也只想用叙事呵护现代生活秩序——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所以,我说自由主义伦理的哲学与自由主义伦理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就在喃喃叙事,没有说错。自由主义伦理哲学以理析谈论终极悖论中无法理析的人生状况,自由主义伦理小说通过叙事呈示终极悖论中的人生情状。昆德拉的所谓小说理论,不过要把自由主义的伦理哲学改造成自由主义的伦理小说,“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叙述和沉思的,可以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
这就是为什么,对自[...]
自由主义小说只能、也只想用叙事呵护现代生活秩序——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中脆弱的个体生命。
马克思主义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各种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以便动员社会革命,自由主义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里好受一点,通过讲述,给个体时间抹上一层安慰的雪花膏。马克思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群众,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孤单的个人。昆德拉非常喜欢卡夫卡,不是没有道理。卡夫卡也喜欢个人,害怕群众:在我看来,战争、俄国革命、全世界的悲惨状况同属一股恶水,这是一场洪水,战争打开了混乱的闸门,人生的救护设施倒塌了。历史事件不再是由个人,而是由群众承受着,个人被撞、被挤、被刮到一边去了。个人忍受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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