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群众，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孤单的个人

昆德拉还是要明确地说，小说的天质是反专制主义的：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

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主张相对和模糊的伦理——晕眩的伦理，并不是现代小说提供的唯一伦理，而只是现代性伦理中的一种伦理：自由主义的生存伦理观。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革命道德，也是一种现代性伦理。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看作是现代之前的伦理，因为这种伦理还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观之上的。昆德拉讲的是自由主义的小说伦理：叙事的陪伴，而不是叙事的动员。

昆德拉的小说伦理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看作是现代之前的伦理，因为这种伦理还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观之上的

自由主义的生存伦理观

哲学和科学可以把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撞见的显露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悖论理析得清清楚楚，可是，生活在被悖论撕裂的伤痛时刻中的个人需要的并不是清清楚楚的理析——更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是理智的，而是叙述性的陪伴和倾听：难受的时候，听一个命运相似的人的故事或讲讲自己经历的故事，心里就好受多了。

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可是，现代哲学思想史上也一直有人在竭力提供承受人生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说如果只是提供这种承受力量，还不能说已提供了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提供的力量只能是小说能够提供的，如卡尔维诺所说，“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人们的感受”。

小说的兴起——或者现代性的出现，根本是一个道德事件。这一事件的故事梗概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原来有一位掌管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能分清善恶的上帝，如今，这位上帝被放逐了。被谁和如何被放逐的，还不清楚。不过，这无关弘旨。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后——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就成了一个充满不可解决的道德悖论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生过程在道德上是井然有序的，像阳光普照的大地，万事万物的样子一清二楚，所以，人们不需要小说，有上帝给出的宗法性道德法则就可以了。如今，善恶分明的道德原则不存在了，这些原则的制定者走了，生活世界中没有了可以让人分辨事物的阳光，只有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在灰蒙蒙的道德雾霭中，人[...]

小说的真正敌人，不是近代的哲学和科学，而是现代之前的宗教－道德伦理的生活教条：区分善恶和对生活道德明晰性的要求：当上帝慢慢离开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自己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出现在一片可怕的模糊之中；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还有小说，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和范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模糊不清，要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相对立的真理（这些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角色的假想的自我中），因而唯一拥有的把握便是智慧的无把握，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艺[...]

是因为你在其中找不到一种明确的、可以解决人生悖论的道德信念，只能找到一连串生命疑问

勘察个人的具体生存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

至于叙事的繁复，则是一种理解的伦理：让自己陷入多维关系网，充分理解生活世界的多层面和多面性。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

不为什么事业奋斗的人生。为生活本身寻找一种意

小说叙事成了自如伦理的机体，让个我的身体现在的真实恢复真相，一个人的生存真相只会出现在被叙事挽留住的兴奋的现在时间中。不仅如此，小说的喃喃叙事还可以培育自由的伦理感觉和品质，抹去国家政治、习传宗教、传统道德拋在一个人的现在一刻上的种种陈词——它们都有一个罪恶目的，让个我忘记自己的兴奋，以至于让人根本没有经历过人生晕眩的高潮。

们只在过去的时间中认识现实。人们不认识它在现在时刻，它正在经过，它在的时刻的那种状况。然而现在时刻与它的回忆并不相像。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遗嘱》，126页）

小说叙事抗衡现在的消逝，使人总是在现在时刻而非过去的时间中感受兴奋。叙事的时间不仅挽留住、而且延长了兴奋的现在时刻。叙事场面在自由主义小说中有的重要作用，不是文学性的而是伦理性的，它给兴奋的现在时刻提供了保鲜的冷冻空间——由叙事语言制造的冷气来保鲜的此刻时间。冈察洛夫的《悬崖》用了四十多页叙述一个人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床的现在时刻；《尤利西斯》用近九百页描写十八小时的生活——兴奋的现在时间不仅被挽留住了，也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