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论证所必须的确定的本质性实在（所谓“内在的本质”、“真实的本质”）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终极论证只是在重新描述“终极语汇”而已。一个人只是被迫用生存环境可能提供给他（她）的语汇来陈述自己的处境，建立自己的“终极语汇”，或者通过修正自己盲目接受的“终极语汇”来修正自己的道德身份。

对昆德拉来说，小说既不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嚼物，也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员工具，而是重新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寻求在不确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条件。

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与这两种类型的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的方式都不同，他主张生存的终极悖论不仅不可能解决，也无需解决，这种观点倒相当接近以功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为基础的英式自由主义思想。

也许，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痛时刻。

生命的多面性正是现代伦理的终极世界，其中充满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东西，人们必须放弃界定它的愿望，更不用说寻求确切答案了。

在不确定的生命流动中，让赤裸裸的寂静变成最为深沉的生命脉动。

陌生人指的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他也很可能是一个认识很久、非常熟悉的人。对于薇娥丽卡的身体感觉来说，陌生人指这个人与自己灵魂的隔膜。薇娥丽卡认识木偶师已经好长时间了，她的直觉告诉自己，木偶师感兴趣的不是自己身上的忧伤，而是自己肉体的性感，他并没有要听她的歌声的渴望，只有对她的肉体的渴望。木偶师虽然通过薇娥丽卡的死感常随的忧伤想象到她的性感，但并没有被她的忧伤打动，只是为她的性感而兴奋，更没有去想象她心中可能还有歌声。

薇娥丽卡在看木偶戏时透露出自己的死感常随的忧伤，就差不多等于透露出自己最隐秘的性感。反之，懂得薇娥丽卡的性感，也应该懂得她的死感常随的忧伤。克拉科夫的薇娥丽卡唱歌死后，巴黎的薇娥丽卡与男朋友做爱感到忧郁寡欢，因为她的男朋友没有体察到她的死感，不懂得她的忧伤，这也就等于无法体察和捕捉到她在做爱时绝然属她的性感。

薇娥丽卡自己不可能去找到一种生命热情，只能从自己身上发现自己的生命热情，这就等于发现把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系在一起的那根细线。从天堂那边拋出来的细线决定了薇娥丽卡身体的生命方向和个体灵魂的在世负担，感觉到自己的个体命运。所谓个体命运不过是，一个人感到唯有这样的生命热情的散发才让自己有美好地活过的感觉，才有自己身体的在世幸福，以至于非如此生活不可。

不是薇娥丽卡选择了唱歌，而是唱歌的热情选择了薇娥丽卡。薇娥丽卡的个体性情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就像薇娥丽卡的个体灵魂不是她自己选择的，而是从天堂拋出的系在她身上的细线，使她的身体身不由己。

身体被灵魂所迫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东西，身体的苦恼都是由于灵魂骚动引起的，搞得身体不安宁，“充满生命的焦渴，苦恼地张大着嘴巴”过日子，这实在是一种病态的生活状态。因此，让个体灵魂不要同身体系在一起，要它独自安静、不要骚动，就可以让身体不至于负担它不能负担的使命。这样的话，死就不会打扰身体的感觉，性也不会成为情愫，与谁发生都可以。

告诫自己的个体灵魂不要要求身体去寻求自身欠缺的。伊壁鸠鲁说过，“动物就不需要寻觅所欠缺的东西”，所以动物没有忧伤和苦恼。身体并不寻觅自身所欠缺的，个体灵魂让身体去寻求自己要寻求的——因为灵魂离开了身体是无法寻求到任何东西的。比如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死并没有感觉，灵魂寻求不朽，才让身体感觉自身的死是一种悲哀；身体感觉本身对自身的性有生机性的快感，灵魂寻求美好的幸福，才让性感变成了一种情愫。

身体由自然的偶然造化决定，而身体的影子来自天堂的偶然，结果，一个人的身体和自己的影子织成的那根细线非常脆弱。如果一个想当运动员的人身体天生就好，能经得起专业性的强化训练，只是这个人的身体与自身的影子碰巧相合而已。更多的时候，一个人的个体热情与自己的身体体质不是那么碰巧吻合，一个身体被造作出来时，上帝并没有插手。寻求自己的身体与影子的平衡是个体生命的在世负担，这负担不是社会的任何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

可能性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性的否定的增加。

伊壁鸠鲁的一句话令迄今的大思想家们在一个人如何体知自己的死感这一关键问题上无法移动半步：“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