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对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像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床头柜上了,“几点钟了?”那时是6点25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只有一个挂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像圣诞节一样,”我的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没有一点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着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
广场上惟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像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24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
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信中的秘密他打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可她并没有看,而是把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收进梳妆台的抽屉,用钥匙锁了起来。她已经习惯了丈夫那深不可测的大惊小怪的能力,习惯了他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小题大做,以及他那种与他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的狭隘见解。而这一次,他甚至比以往表现得更糟。她本来以为,丈夫敬重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非因为他之前是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除了一个流亡者的背包以外身无别物地来到这里之后的所作所为,于是她不明白,为何这个人迟迟曝光的身份会让丈夫如此沮丧。她也不理解,丈夫为何会对他私下里有一个女人这件事如此厌恶。这可以说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类人世代相传的一个[...]
一阵反感掀起另一阵反感,旧伤疤被揭开,变成了新伤口。
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
然而,安赫拉·维卡略不想同他结婚。“他男子气太重了,”她对我说。另外,巴亚多·圣·罗曼压根没有去引诱她,而是以他的魅力征服她的家人。安赫拉·维卡略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父母、两个姐姐连同她们的丈夫聚集在客厅里,强迫她同一个刚刚见面的男人结婚。两个孪生兄弟没有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女人们的事,”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父母下决心这么办的理由是,一个有谦恭美德的贫寒之家没有权利蔑视命运的这一恩赐。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刚刚露出一点缺乏爱情基础的意思,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爱情也是要慢慢培养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恋爱关系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监视,而巴亚多·圣·罗曼和安赫拉·[...]
最初,几个孩子看见海面上漂来那团海岬一般黑乎乎的、无声无息的东西时,曾幻想那是一艘敌人的战舰。接着,他们看到那上面既没有旗帜也没有桅杆,又想会不会是一条鲸鱼。直到那东西搁浅在海滩上,他们拂去一层厚厚的马尾藻,摘去水母的触须,又拨开上面的臭鱼烂虾和沉船的碎渣,才发现原来是一个溺水的人。
整个下午,孩子们都在拿这个溺水者寻开心,一会儿把他埋进沙子里,一会儿又把他刨出来,直到有人碰巧看见了,才把消息传进村子里。几个男人把溺水者抬到最近的房子里,他们发现这人比他们以前见过的所有死人都要重,跟一匹马差不多,于是议论说,兴许这人在水里漂得太久了,水进到骨头里了。他们把他放在地上,这才看出来,他比其他所有男[...]
它们就是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写作,去年九月它们已经准备好付印了。要不是因为在最后时刻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它们早已结束了不停地进出废纸篓的朝圣之旅。这些故事发生在欧洲的几个城市,我凭着遥远的记忆描述那些地方。在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我想要印证一下我的记忆是否忠实。于是我开始了一趟短暂的追寻之旅,去了巴塞罗那、日内瓦、罗马和巴黎。
这些城市没有一个与我的印象有丝毫相似之处。跟今天的整个欧洲一样,其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吃惊,曾经的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真实的记忆就像记忆中的幻影,而虚假的记忆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现实,因此我无法分辨幻灭与怀旧的界线。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完成本[...]
在走廊尽头的人字形屋顶下面,托托坐在小船的船尾,手紧紧地抓着桨,脸上还戴着面具,寻找着港口的灯塔,直到气罐中的氧气耗尽。霍埃尔漂浮在船头,还在六分仪上寻找北极星的高度。而他们的三十七个同班同学则漂浮在屋里各处,全部停在那一瞬间:有的在对着天竺葵花盆尿尿,有的在唱校歌,歌词被改成了嘲笑校长的词句,有的在偷喝一杯从爸爸的酒瓶里倒的白兰地。因为他们一下子释放了太多光,整个屋子都被淹没了。济贫者圣朱利安学校小学四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在卡斯特利亚纳步行街四十七号五楼的公寓里溺亡了。在西班牙马德里,一个夏天烈日炎炎、冬天寒风刺骨、既不靠海也没有河的遥远城市,世代生活在坚实的陆地上的人们从不擅长在光中航行。
我一直认为,对一个故事来说,后一版总是比前一版更好。那么如何确定哪个是最终版本呢?这是一个职业秘密,没有理性原则可循,只能遵从直觉的魔力,就像厨师知道什么时候汤熬得正是火候一样。无论如何,以防万一,我不会再去读它们。我从来不会再去读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担心自己会后悔。读过这些故事的人知道该怎么处置它们。幸运的是,对于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来说,被扔进废纸篓,它们应该会有回家的轻松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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