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边咀嚼已经熄灭的雪茄里上好的烟叶，大声咳嗽，使劲清着噪子，竭力在旋转靠背椅上寻找舒服的姿势，弄得椅子的弹簧发出一阵阵发情动物般的呻吟。客人每喝一杯，他就会灌下三杯。最终他发现两人已经互相看不见对方，这才暂停下来，起身去点灯。借着新点亮的灯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正面打量他，只见他的眼睛像鱼一样斜了出去，而他说出来的话也和口形对不上。医生想，这一定是酒精过量带来的幻觉。于是他站起身来，但恍惚中感觉到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而且那个别人此刻仍坐在自己刚才坐过的位置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

当他在洛伦索·达萨的引领下走出办公室时，已经七点多了。一轮[...]

而医生面对着镶花边的薄纱帘不知所措，试图找到通往大门的路，可是却转了向。慌乱中，他撞上了香乌鸦的笼子，几只鸟惊得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扑扇起翅膀来，顿时，医生的衣服沾染上一股女人的馨香。

她把画框放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向窗子走过去，为了不让裙子拖到地上，她把荷叶边提到了脚踝。她戴了一只发箍，亮闪闪的宝石坠子垂在额头上，与她那高傲的双眸有着同样的颜色，整个人都透出清爽。

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的睡袍镶着花边，她的眼神炽热如火，长长的秀发披在肩上，但他当时极度担心霍乱侵人殖民老区，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所拥有的诸多美妙之处，而是全心查看她身上可能存在的哪怕微乎其微的瘟疫征兆。

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

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

她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曾以热情火辣的社交活力从容优雅地投身于生活，而如今，在那身散发着一股樟脑味的寡妇黑绸丧服中，她就像被文火煎熬一般慢慢枯萎了。

轮船从水面漂浮的一层溺水而亡的动物尸体间开出一条道来，驶进了港湾。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没有机会单独见过费尔明娜·达萨，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和她说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她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才再一次向她重申自己对她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他觉得她是那么美，那么迷人，那么与众不同，所以不能理解为何没有人像他一样，为她的鞋跟踩在路砖上那响板似的美妙声音而神魂颠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被她裙摆的窸窸窣窣弄得心怦怦乱跳，为何全世界的人没有因她那飘逸的发辫、轻盈的手臂和金子般的笑声而爱得发狂。他没有错过她的一颦一笑，也没有错过她那高贵品行的任何一点展现，但他不敢走近她，害怕扼杀这样如痴如醉的感觉。

他一直在防波堤上徘徊，迎着风背诵爱情诗，高兴得流泪，直到天明。八点钟，他坐在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因彻夜未眠而精神恍惚，正想着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向费尔明娜·达萨表示欢迎。就在这时，他感到地动山摇，浑身一震，五脏六腑都要碎了。

是她。她正穿过大教堂广场，加拉·普拉西迪娅手里提着买东西的篮子陪伴着她。这是她第一次没有穿校服出门。她比离开时长高了，线条更加分明，身材更加丰盈，一种成熟的矜持使她的美更为纯净。她的发辫又长出来了，但不是披在后背，而是斜搭在左肩上，这个简单的变化让她脱去了少女的稚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直到这个宛如梦幻的姑娘目不斜视地穿过广场。接着，那股使他浑身酥软动弹[...]

于是，他们继续寻找更深的地方，一路向北，从自在的蝠鲼、胆小的鱿鱼和阴暗中的玫瑰丛上方驶过。

一天晚上，她像每日那样散步回来，惊愕地听说不仅没有爱情能够幸福，而且与爱情背道而驰也能幸福。

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且已有妻室儿女的男人，这种没有未来的炽热爱情只能通过暗送秋波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