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证实说，她不仅早就知道，而且还曾怀着爱意帮他分担过这种垂死的痛苦，就像她也曾怀着同样的爱帮他发现幸福。因为他生命中最后十一个月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要不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己在信中吐露了实情，医生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有一个女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很难理解，两个没有过往包袱的自由的成年人，并且处在这个封闭社会的偏见之外，却像那些禁忌之爱一样选择了这样一种飘忽不定的方式。对此她解释说：“他就喜欢这样。”况且，同这个始终也不曾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分享这份秘密恋情，加之两人都不止一次地从中享受到那种瞬间爆发的喜悦，这在她看来并不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恰恰相反：生活已然向她证明，这或许倒是一种典范。

乌尔比诺医生也终于切近地体会到泥沼的阴郁可怕，它那不祥的寂静，以及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这种气味曾在无数个不眠的清晨，混着院中的茉莉花香飘进他的卧室，而他却总觉得它就像昨日的一阵风一样转瞬即逝，和他的生活没有半点关联。然而，当马车在街道的泥泞中颠簸，几只兀鹫争夺着被海水裹挟的屠宰场残渣时，那种曾无数次被他的思乡情怀美化了的恶臭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与总督区的石砌房屋不同，这里的房子都是由褪色的朽木和锌皮屋顶盖成，而且大部分建在木桩上，以免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那些露天污水沟里的臭水漫到屋里来。一切都显得凄凉无助，可那一间间肮脏的小酒馆里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鼓乐声，那是穷人的狂欢，既无涉上帝，也无涉圣神[...]

他每早鸡鸣即起，并从那一刻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溴化钾以提神醒脑，水杨酸盐以缓解阴雨天的骨痛，几滴黑麦角汁以克制眩晕，颠茄以保证良好睡眠。他在不同时刻服用不同药物，而且总是背着人偷偷服下，因为在漫长的医生和教师生涯中，他向来反对为人开具延缓衰老的药方：对他来说，忍受别人的病痛要比忍受自己的容易得多。他的兜里总是带着一小包樟脑，没人看见时便取出来深吸上一口，以消除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带来的恐惧。

他会先在书房里待上一个小时，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早八点在医学院讲授的普通临床课备课，这门课他一直教到了去世前一天。他也是文学新作的忠实读者，他在巴黎的书商会把书邮寄给他，本地书商也会为他从巴塞罗那订购，尽管他并[...]

医生知道他惯执白子，而这一局，白棋在四步以内必输无疑。“如果真是谋杀，这里面一定有不错的线索。”他自言自语道：“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能布下如此精妙的埋伏。”为何这位向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从不屈服的战士，竟没有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若不调查清楚，他简直会活不下去。

年复一年，乌尔比诺医生就在这里，在下午全神贯注的棋局中，看着墙壁逐渐被照片覆盖。有很多次他都心痛地想，在这个由一张张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组成的画廊里，就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未来：它将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们统治，并最终被他们毁灭，连一丝昔日荣耀的灰烬也不复存在。

“我知道，他是一位圣人。”

“更为罕见的是，”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一位无神论的圣人。但这些就是上帝的事了。”

他给警官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明确而迅速。不必解剖验尸。房里的气味足以确定，死因是小桶中某种照相用酸液引起的氰化物挥发，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对这些事十分清楚，所以绝不可能是意外事故。

他用食指和拇指肚像拈起一枝鲜花似的掀开毺子的边缘，以一种神圣的稳重，一寸一寸地让尸体显露出来。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浑身赤裸，躯体僵硬而扭曲，两只眼睁着，肤色发蓝，仿佛比前一晚老了五十岁。他瞳孔透明，须发泛黄，肚皮上横着一道旧伤痕，还留有很多缝合时打的结。由于拄着双拐行动十分吃力，他的躯干和手臂就像划船的苦役犯一样粗壮有力，而他那无力的双腿却像孤儿的两条细腿似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视了尸体片刻，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在与死神做着徒劳抗争的漫长岁月中，他还极少有这样的感触。“可怜的傻瓜，”他对死者说，“最糟的事总算结束了。”

尽管窗外吹来的凉风使空气变得清新了—些，但熟悉的人仍旧能够闻到苦杏仁的气息中那种不幸爱情的温热余味。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无意中想过，这里并不是蒙上帝恩召而死去的合适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揣摩到，或许这里的混乱无章，也正是遵从了全能上帝的秘密旨意。

此刻已靠氰化金的烟雾从回忆的痛苦中解脱了。

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躺在他生前一直睡的那张行军床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用来蒸发毒药的小桶。地上躺着一条胸脯雪白的黑色大丹犬，被拴在行军床的床脚。狗的尸体边是一副拐杖。闷热而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此刻，随着晨曦从打开的窗子照进来，才开始有了一丝光亮。但只这一丝，已足以让人即刻感觉到死亡的震慑力。

按照女佣的吩咐，下午五点他再度前往，洛伦索?达萨亲自替他开了大门，领他进入女儿的闺房。诊断时，他坐在光线暗淡的角落里，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竭力想控制急促的呼吸而终于徒劳。很难分辩当时到底是谁更觉拘谨，医生羞涩地用手抚摸病人，病人则裹在丝绸睡衣里谨守闺训，谁也没瞧谁的眼睛。他用一种万是自己的声音提问，她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两个人都留神着坐在旁边的老头子。末了，乌尔比诺让病人坐起来，十二分小心地把她的睡衣解开到腰部以上，未经触摸的隆起的奶座，鲜嫩的乳头，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阴暗的闺房，她急忙把两臂抱在胸前遮住。医生沉着地把她的双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进行听诊，先听胸口，然后又听了脊背。

乌尔[...]

他还费尽唇舌，劝阻那位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隔一刻钟鸣炮一响这种治疗措施的军事长官。

“把火药省下来，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和颜悦色地对军事长官说，“我们已经不是处在中世纪时代了。”

父亲没有享受到他的荣耀。当他发现自己染上了他曾目睹并同情过的别人所患的绝症时，想都没想去徒劳无益地挣扎一番，而是与世隔绝，以免传染别人，他把自己反锁在慈善医院的一间后勤工作室里，对同事们的呼唤和亲人们的哀求充耳不闻，对走廓里地板上挤得满满的垂死挣扎的霍乱患者的撕心裂肺的哀号无动于衷，给妻子儿女们写了一封表露对他们的火热的爱和困活了一辈子而感谢上苍的信，信中抒发了他对生活的无比的接骨铭心的热爱。那是一封毫无掩饰的长达二十页的告别信，字迹越来越模糊，看得出他的病是越来越沉重，不必了解写这封信的是何许人就知道，落款署名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写上去的。根据他的要求，那具青灰色的遗体混杂着埋进了公墓，没让任[...]

。几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查阅那段历史的大事记时，证实他父亲的办法是仁慈重于科学，许多做法是和常理背道而弛的，在很大程度上为瘟疫横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了这一点——生活逐渐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破天荒第一次，他为在父亲铸成错误孤军奋战的时刻没有伴随在父亲周围而感到痛心。不过，他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勤勤恳恳，奋不顾身，尤其是他的孤胆，说明他对城市从飞来横祸中死而复生后人们奉献给他的丰厚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同其它并不那么光彩的战争中曾出现的不少英雄人物的名字排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