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着重想说的,是隐含在《波动》这部小说中的感情倾向—由于这小说的主要人物肖凌是一个小资,为了深入描写她的感情生活,强调人物周围特有的氤氲,小说叙述难免会夹杂着一种小资味道,那么我们应该指出,北岛对这种小资情调没有拉开一个必要的距离,缺少一种独立的批评和审视。
即使杨讯在爱情的鼓舞下试图去跨越,杨讯背后的林东平也不允许,何况除了林东平,他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保护人”—一个干部子弟的背后,必然会有一个由众多保护人形成的保护伞。因此,肖凌和杨讯、林东平的冲突,根本上是和他们背后的这个强大的保护伞的冲突,虽然肖凌对此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
我干了件什么蠢事啊,这个女孩被厂里开除了,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可我有什么责任呢?我只对我的儿子负责,这又有什么不对?再说,即使负责,也是厂方、小张、习惯势力的事情,我什么也没说,甚至连个眼色也没使。不,责任不在我。她往哪儿走,不会是寻死吧?也许应该追上她,安慰她。不,责任不在我。他们的心思真难以捉摸,这代人,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要往哪儿走呢?
不过,在《波动》的故事里,这个老干部引起我们兴趣的,主要不是他的政治生活,而是他深刻的内心纠结。
但是我以为,如果把“搞笑”这个词的含义理解得宽泛一些,我们可以用“搞笑”来描述或概括这种新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不是“搞笑”已经成为今天小资文化的一种主流文化精神。在这样的精神面前,肖凌的虚无主义变得相当可笑:你严肃什么呀?傻B。
回答这个疑问,我以为只要把肖凌和她的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分析试剂,滴放到今天新小资文化的长河里,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原来在这条生气勃勃的河道里暗藏着一股股虚无主义的激流,以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虚无主义的肖凌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后继无人的先行者。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并且再说这个话题?难道肖凌的虚无主义,和当下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疑问,我以为只要把肖凌和她的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分析试剂,滴放到今天新小资文化的长河里,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原来在这条生气勃勃的河道里暗藏着一股股虚无主义的激流,以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虚无主义的肖凌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后继无人的先行者。当然,世事无常,今天小资们的虚无思想远比他们的前辈丰富和复杂,他们已经不是简单地拒绝社会,不是硬邦邦地说不,也不简单地说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这种幼稚话。相反,今天的新小资文化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意义游戏化、趣味化、消费化:小资精英们不仅把意义变成一种可以用来“搞笑”,用来取[...]
是不是可以把与当代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看作是今天小资产阶级的主体?看成是一种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是不是有必要把所谓中产阶级社会直接、干脆地看作全球化过程催生出来的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如此看待今天的小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必然会与以往那些有关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论述有尖锐的抵牾,但是,我以为应该更尊重现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理论层面都如此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总显得含含混混,让人捉摸不定?特别是,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的相关著述和论说数量不少,其中有些以“中产阶层”和“中间阶级”做专题的研究,不但方法越来越细密,甚至试图用一定的量化分析作支持,可它的身份却依然暧昧,越说越说不清。这到底为什么?如若细究,其中恐怕隐藏着很深的政治无意识或深刻的政治谋略,可能牵涉着一些有意无意划定的禁区,一些不能触动的秘密乳酪。用俗话说,就是水很深。
《波动》所刻画的肖凌这个人物,还是有更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不仅在“自我放逐”折磨和痛苦中根本否定“祖国”和“责任”的意义,而且根本否定意义本身——
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生活为什么非要有意义?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肖凌对意义这种激烈又彻底的否定,并不是她和杨讯激烈争执中的一时气话,仔细阅读《波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否定对于肖凌不但是一贯的,而且还是她“自我放逐”的根本理由。
无论在伤痕文学当中,还是在其他“文革小说”当中,如此宣布和“祖国”断交甚至绝交的人物形象,绝不只肖凌一个,那是一个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族。
按说,这个回答即使比较一般化,也还算是一个无论过去现在都能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说法,但是肖凌的反应非常激烈:“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批评如此尖锐,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一下子被突显出来,似乎两个人脚下的土地被无情地撕开,原来的裂缝一下子变成了深渊。话已经说到这么绝,可肖凌还不罢休,最后断然宣布:“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
“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幸而,《波动》对肖凌的刻画还设置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弥漫在肖凌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既非常坚韧又十分简单幼稚的虚无主义,也许这才是肖凌这个小资形象里最值得我们琢磨的特征。
但是,由于肖凌和这个世界是一种“偷”的关系,这傲气也就塑造了她的悲剧性格:既然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与其被这个世界歧视、抛弃、放逐,不如自己主动拒绝这个世界。于是肖凌自觉地、甚至是相当自虐地把自己一次又一次从现实生活里“放逐”,以“贼”的身份对现实的社会和生活进行固执而顽强的对抗,这在她的爱情生活里投下一重又一重的阴影,纠结了不尽的凄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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