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爸爸说，但眼睛仍透露出怀疑的神色，“现在，不管那个毛拉怎么说，罪行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你明白吗？”

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边的世界，除了我这个明显的例外。

爸爸身穿绿色套装，头戴羔羊皮帽。演讲当中，风把他的帽子吹落，人们开怀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捡回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他转过身，对着麦克风说，他希望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来得牢靠，人们又大笑起来。

“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说。和风吹拂着那些手稿，爸爸抬头，告诉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苏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寻那轿车的行李箱。

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坐下，想着拉辛汗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飘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2001年12月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就在同一个夜晚，我学到了写作的目标之一：讽刺；我还学到了写作的陷阱之一：情节破绽。芸芸众生中，惟独哈桑教给我。这个目不识丁、不会写字的哈桑。有个冰冷而阴暗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懂得什么，这个哈扎拉文盲？他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杂。他胆敢批评我？

“再给我一分钟就好。”我说。

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变小了，屋顶塌陷，泥灰龟裂。客厅、门廊，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阴森的灰色，有些已经蜕落，露出下面层层砖块，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和喀布尔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在二楼，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我踮起脚，除了阴影，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户后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厢[...]

莱拉闭眼睛，在那儿坐了一会。

在巴基斯坦，她有时候会很难想起玛丽雅姆的面容。玛丽雅姆的脸庞常常躲避她，像一句到了嘴边却想不起来的话。但如今，在这个地方，她轻而易举地在眼睑之后见到玛丽雅姆：柔和的目光，长长的下巴，皮肤粗糙的脖子，嘴唇紧闭的笑容。在这里，莱拉能够再次躺下，脸庞贴着玛丽雅姆柔软的大腿，能够感觉到玛丽雅姆的身体前后摇晃，背诵着《古兰经》的经文；能够感觉到那些话颤动着从玛丽雅姆身体传下来，传到她的膝盖，传进她自己的耳朵。

突然之间，这些杂草开始下降，仿佛有人在地下拉着它们的根部。它们越降越低，直到泥屋的地面吞噬了最后几片多刺的叶子。蜘蛛网奇迹般地自行消失了。鸟巢自我分解，那些小树枝噼里[...]

放学后，我跟哈桑碰头，抓起书本，一溜小跑，爬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爸爸房子北边的那座碗状山丘。山顶有久已废弃的墓园，各条小径灌木丛生，还有成排成排的空白墓碑。多年的风霜雨雪锈蚀了墓园的铁门，也让那低矮的白色石墙摇摇欲坠。

爸爸的鼾声宛如轰轰作响的汽车引擎，依然穿墙越壁而来

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

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①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②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