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那又刺痛我了，因为他不是没耐心的人。他总是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留我独自吃饭，每一次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问阿里“爸爸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虽然我知道他在建筑工地，看看这儿，检查那儿。难道那不需要耐心吗？我一度恨上他建造的那所恤孤院里面的孩子，有时甚至希望他们统统随着父母一起死掉。

索菲亚·阿卡拉米。妈妈受过良好教育，无论人品还是外貌，都被公认是喀布尔数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学教授古典法尔西语②文学，祖上是皇亲贵胄。这让爸爸十分高兴，总在那些对他有所怀疑的人面前称呼她“我的公主”。

恤孤院工程耗时三年，盖好的那年我八岁。我记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带我去喀布尔以北几英里远的喀尔卡湖。他让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谎，说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再说，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尔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头跳了八下，我用尽力气，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后背，甚至还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

爸爸身高近2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传说我父亲曾经在俾路支①赤手空拳，和一只黑熊搏斗。如果这是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肯定有人会斥之为笑话奇谈。阿富汗人总喜欢将事物夸大，很不幸，这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嘘说他儿子是医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经在高中的生物学测验中考了个及格的分数。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倘使有人质疑，那么，爸爸背上那三道弯弯曲曲的伤痕就是证据。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击的场面，甚至有时连做梦也梦到了。而在梦中，我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熊。

“这是个丈夫吗？”她会冷笑着说，“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

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帮助，因为，即使在降临人世的时候，哈桑也是不改本色——他无法伤害任何人。几声呻吟，数下推动，哈桑就出来了。脸带微笑地出来了。

我走在他后面，嘴里念念有词，学着他走路的样子。我看见他提起那条嶙峋的右腿，摇晃着划出一道弧形；看见他那条腿每次踏下，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右边倾低。他这样蹒跚前进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我学着他走路，差点摔进水沟，忍不住咯咯笑起来。阿里转过身，看到我正学着他。他什么也没说。当时没说，以后也一直没说，他只是继续走。

但在天气潮湿的日子，我总能见到他忍痛揉着手腕。也见过他在饭后，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

罪行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

他什么也没说。当时没说，以后也一直没说，他只是继续走。

她流下的是悲哀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是梦想破灭的眼泪。

从星期二晚上，她就开始焦虑了。玛丽雅姆会睡不着，生怕星期四会有什么事情导致扎里勒无法过来；要是那样的话，她就得再等上一整个星期才能见到他。到了星期三，她会到外面走走，绕着泥屋，心不在焉地将一把把鸡饲料撒到鸡圈里面去。她漫无目的地走着，拣起掉落的花瓣，和那些叮咬她手臂的蚊子作斗争。星期四终于来临，她什么都不做，背靠一面墙壁，静静地坐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山溪，等待着。如果扎里勒来迟了，一阵可怕的张皇会点点滴滴涌上她的心头。

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

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