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合理地限制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本能冲动，我们要切除现有分量的五分之四，这样我们才能拔去身体上一根常令我们痛苦的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冲动原是人性内自然的执拗。

我们所有的焦虑、困扰、苦恼、麻烦、奋发努力几乎大部分都起因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在这方面，我们的愚蠢与那些可怜的犯人并没有两样。羡慕和仇恨经常也源于相似的原因。

各种形式的骄傲，不论表面上多么不同，骨子里都有这种担心别人会怎么说的焦虑，然而这种焦虑所付出的代价又是多么大啊！人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里都有这种焦虑，我们在小孩身上已可见到，而它在老年人身上所产生的作用就更强烈，因为当年迈力衰，没有能力来享受各种感官之乐时，除了贪婪，人剩下的就只有虚荣和骄傲了。

换句话说，他不能在他自身所具备的事物里发现快乐的源泉，却寄望于他人的赞美，这就陷于危险之境了。究实说来，我们的幸福应该建筑在全体的本质上，所以，身体的健康是幸福的要素，其次重要的是一种独立生活和免于忧虑的能力。这两种幸福因素的重要性，不是任何荣誉、奢华、地位和声名所能匹敌和取代的，如果必要，我们都会牺牲后者来成就前者。

从幸福的观点着眼，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弱点蔓延，自己恰当正确地考虑及衡量某些利益的相对价值，从而减轻对他人意见的高度感受性；不管这种意见谄媚与否，还是会导致痛苦的，它们都是诉诸情绪的。如果不照以上的做法，人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奴才——对一个贪于赞美的人来说，伤害他和安抚他都是很容易的。

其实这些并不能使人免于厌倦，没有知性的渴求，就不会得到知性的快乐，也唯有知性的快乐，才不会产生厌倦。

我们现在可以如此下结论：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主体因素同人的关系，比客观环境更密切；因为，不论客观环境是什么，它的影响总是间接的、次要的，且都是以主体为媒介。卢奇安体察了这个真理：心灵的财富是唯一真正的宝藏，其他的财富，都可能带来比该财富本身更大的灾祸。

智者们的这些特殊需要，使他们能从大自然、艺术和文学的千变万化的美中，得到无穷无尽的快乐，这些快乐是其他人不能领略的。我们要使那些脑满肠肥的人得到这些快乐，而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欣赏这种快乐，这就像期望白发苍苍的的老人再次陷入爱河一样。

自1814年5月开始，叔本华就再未见到他的母亲约翰娜，直到约翰娜1838年去世。他们母子在精神和生活上隔离了二十四年，这在悲观哲学家叔本华的生涯中，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小的悲剧。

体[所有]的表象即整个世界，而表象只是在人的意识作为表象不可少的支往这一点上，才有它的存在。所以在这两重观点之下，每人自己就是这全世界

另一方面，生而有足够财产可以过活的人，通常有一颗独立的心，他们不习惯于同流合污；也不会奴颜媚骨，哀怜乞食；他们甚至还想追求一点才性，虽然他们应该晓得这种高洁的才性远不是世俗谄媚的对手；这样慢慢地认清了身居高位者的真面目，于是当他们辱侮自己时，也就会变得更倔强与不齿了，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原是高处不胜寒啊，这种人绝非得世之道。他们终会服膺伏尔泰所说的一段话：

生命短促如蜉蝣，将短短的一生去奉承些卑鄙的恶棍是多么不值啊！

智慧对具有丰厚遗产的人方是好的，对活在光明里的人才是有利的，为自然和命运赋予智慧的人，必急于小心地打开自己内在幸福的源泉，这样他就需要充分的独立自主和闲暇。人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必须自愿节制欲望，随时存神养性。更需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缚，这样人就不致为了功名利禄，或为了博取同胞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来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绝不会如此做的，而必然会听从贺拉斯的训诫。

贺拉斯在给默斯那斯的书信中说：世上最大的傻子，是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以及为了光彩、地位、壮观、头衔和荣誉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闲暇和自己的独立。歌德不幸如此做了，我却侥幸没有这样做。现代社会依靠群众来为自己涂上[...]

人的合群天性大概和他们知识的贫乏以及俗气成正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只有独居和从俗两种选择。据说黑人是顶爱群居的，在智力的等级上，他们也居于最底层。有一次，我曾在一张法国报纸上看到，北美的黑人，不论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喜欢一大堆人挤在小屋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独居，拥挤使他们看不见对方的狮子鼻。

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高度的才智根植于高度的受容力、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这三者的结合体，易动感情，对各种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包括不愉快的思潮，都好似真实存在一样。以上所言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一种人——从最笨的人到天才。所以，无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一个人接近了痛苦便远离厌倦；反之亦然。

人生就像一副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