赘太沉重，此外当然也想借此提倡一下。

随，屈赋朱注，不可胜举，毛泽东在着作中也常用朱毛红军一类说法，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不周山注中标明“毛按”。据此，用毛代替毛泽东是完全正常的。这特地指出，是因为我国读者现在一般还不习惯于把毛泽东简称毛（如同不说卡尔·马克思而只说马克思），好像这是外国人的用法或含有不礼貌的意味。本文中这样用了，只是因为否则全名连用太多，读来势必显得太累赘太沉重，此外当然也想借此提倡一下。

他如此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和理由——文中涉及的姓名如在同一节频繁出现，在重时一般只用姓，或用第三人称代名词他她，以求行文简洁。这是古今中外行文通例，如着名的李密《陈情表》在提到作者的祖母时就只说刘，“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庶刘侥痈、卒保馀年”的句子，为许多读者所熟知。又如自己的孔曰取仁，孟曰取义，萧规曹随，屈赋朱注，不可胜举，毛泽东在着作中也常用朱毛红军一类说法，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不周山注中标明“毛按”。

过毛泽东诗词。

也是基于对毛泽东的怀念，以及对挚友田家英的怀念，他写了《我所知道的田家英》，？校读了逄先知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还写了《校读后记》。

在《校读后记》中，他表示赞同用“毛”代替毛泽东。

首。这一回，胡乔木为纪念毛泽东去世十周年，编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收入诗词五十首，分正编和副编。正编四十二首，都是毛泽东生前校订定稿的和正式发表过的，编则是从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的选了八首（虽未经作者生前校订定稿）。

胡乔木亲自动手编《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一是基于他对毛泽东一贯的深厚的感情；

二是诗词乃他与毛泽东的共同爱好，他曾非常仔细研究过毛泽东诗词。

同日正午，伍日记中还有“听副主席报告”的记载。此日驻白沙。以后在伍日记中行军休息最长的是三月一日至五日重驻遵义的一段。三月四日，伍日记记载：开积极分子会议，由010报告（不知是否即你陈云同志的报告？）以后至四月间再无听报告的记载。

（二）传达提纲中未讲成立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小组（毛、王、周）。按三人小组是三月十日在鸭溪决定不打打鼓新场以后成立的，时间当在三月十一日左右，地点当在鸭溪、苟坝一带。

二月十日，红军进驻扎西即威信，休息了一天，此日，洛甫同志向中直军直机关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据伍云甫同志日记，他当时在机要处负责）。您的传达写成了详细的提纲，传达范围是中央纵队，估计比洛甫同志传达的范围更广（否则就不必再次传达了），时间必在二月十日以后，但不会迟得太多。洛甫同志的报告，伍云甫同志在二月十六日就向机务员报务员传达了。同日正午，伍日记中还有“听副主席报告”的记载。此日驻白沙。以后在伍日记中行军休息最长的是三月一日至五日重驻遵义的一段。三月四日，伍日记记载：开积极分子会议，由010报告（不知是否即你陈云同志的报告？）以后至四月间再无听报告的记载。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至五月二十九日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太长了，也不合情理。现查有关资料，拟改定为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即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理由如下：

（一）提纲内讲到以洛甫代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事发生在二月五日前后，地点在川云贵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据恩来同志七二年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

1991年夏，我抵达北京不久，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便来看我。刚坐下来，她就十分兴奋地问：“新版《毛泽东选集》你看了吗？”她如此关心《毛泽东选集》，是因为选集中有一条关于梁实秋的注释与她休戚相关。过去的注释写道：“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这条加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之后的注释，多少年来，成了她的沉重的政治包袱。如今新版《毛泽东选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删去了旧版中那些失之偏颇的注释，客观地评价梁实秋，使梁实秋亲属如释重负，为之一块。

，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对某人某事评论不是注释者的事情。注释一定要准确。我在修改《周选》，《邓选》注释时，对每句话都是仔细斟酌的，把所有的议论和断语都删去了。文献研究室的注释工作就是遵循乔木同志的这个方针做的，在学术界，思想界获得好评。这是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一大改革。

在1991年，我曾写了《下“笨功夫”的中共党史专家》一文，称赞了中共党史专家们在文献注释工作的这一改革以及他们认真的工作态度：

这个毛病可能是受《毛选》注释的影响。陈伯达当时搞《毛选》注释时就爱下断语。后来康生又说这些注释都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这样一来，凡是《毛选》注释上写了的，好像就成了“句句是真理”，再也不能变了。也就是说，注释上说这个人不好，他就很难翻身了。实际上人是变化的，鲁迅当时批评过的人，后未有不少都是很好的同志。我认为，写注释主要是对一些人和事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作些必要的介绍，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切忌发议论，下断语，对某人某事评论不是注释者的事情。注释一定要准确。

在胡乔木主持下，为中共党史研究立下诸多“规矩”。比如，逄先知便曾经回忆，胡乔木对注释工作作出了重要的改革：

1984年，他对注释工作讲了一篇重要的意见。他说：最近几年，我修改了一些文选的注释，先是《鲁迅全集》的注释，后来又有《周选》，《邓选》的注释。我感到起草这些注释的同志都有一种通病，就是议论多，断语多，好像法官作判决一样。

担，请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代他起草了一稿。他看了之后，亲自动手修改。他反复改了好几遍，才算定稿。定槁几乎是全部重写的。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这篇《题记》，是乔木一生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听说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乔木对这部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言谈之间显得十分高兴。他深情地对胡绳等同志说，要赶快将书印出来，我要对这本书表示负责，要写题记肯定这本书。尚昆同志听了乔木同志对书稿的评价，读了一些重要章节，赞成乔木的意见。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集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那篇《题记》，开始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请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代他起草了一稿。

，九章就行了。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

虽然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把这三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采。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