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三日，刘彻任命霍光当全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金日磾当车骑将军，交通部长（太仆）上官桀当左将军。三人接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又任命粮食总监（搜粟都尉）桑弘羊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都在病床前宣誓就职。

3、霍光出入皇宫二十余年，出宫陪同刘彻乘车，入宫侍奉刘彻左右，小心谨慎，从没有过失。为人沉静安详，无论出宫入宫，上下殿门，脚步距离，都有一定。宫廷禁卫官（郎）、执行官（仆射），曾从旁偷看，发现他每天上下台阶，都在同一个地方，不差尺寸。

古今中外，有宫廷就有宫廷斗争，但西方的宫廷斗争，没有中国宫廷斗争来得残酷。中国宫廷斗争不外两项标的，一是“夺床”，一是“夺嫡”。有时候合而为一，有时候分而为二，像赵飞燕，是纯属“夺床”；而戚姬，则纯属“夺嫡”。不管哪一类，最后都是血腥收场。胜利一方的美女，站在失败一方美女的尸体上，用纤手举起玉杯，高唱凯歌。

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初期的西汉王朝的宫廷剧变，属于另一类型，是宫廷跟政府之间的“夺权斗争”，一个皇帝（刘贺）被罢黜，一个政府首领（霍光）家族全部被屠杀。

然而，在儒家系统中，司马光仍是第一流人才，《汉书》作者班固，就更神秘莫测，一个“此乃天意，非人力也”酱缸公式，突然冒出。既是上天注定的，凶手就有福了，暴君暴官更有福了。他们没有责任，责任在于上帝。文中拉扯到嬴政，甚至拉扯到中国方块字的构造，最后又拉扯到田千秋。虽然田千秋上奏章给皇帝，是一种“人力”，但那也是上天的旨意。我们就好像进了精神病院，只听到一片呓语。

司马光把所有责任，都扣到刘据头上，好像《资治通鉴》不是司马光写的，而他又没有看过似的。史料上明白显示出刘据的美德，那正是儒家学派所歌颂的最高美德。刘据结交宾客朋友的结果，竟然培养出来他这么高境界的美德，难道还不够？不知道司马光还要求刘据更神化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起兵反抗是不对的话，提出建议的人可是儒家学派的教师，不是门客宾朋。即令刘据每天自囚在家里，难道就可阻挡“巫蛊”？就可阻挡老爹不梦见木偶？就可阻挡江充搜宫？就可阻挡奸细不事先把木偶埋到地下？为什么检讨的结论总是“被迫害的该死，因为他引起有权大爷的迫害！”为什么不能提高质疑层次：有权大爷为什么迫害？原因何在？病源何在？

在拨弄之下，张翅引颈，奋不顾身。我们敢推测，那位“使者”如果能见到刘据，把老爹的反应见告，事情可能不再恶化。刘据虽是太子，但基本的求生意念跟小民一样，一旦投诉无门，不是屈服，便是背叛。

问题症结在于失去沟通渠道，当初刘邦也犯过这种毛病，然而樊哙却可硬闯宫禁（参考前一九六年），因刘邦盘踞高位的时间不久，老伙伴的友情仍在。如今刘彻像一条冬眠的毒蛇，自闭在戒备森严的洞穴之中，连妻子儿女都不能见，能见的只有他的新欢，如赵钩弋，以及最亲信的宦官如苏文。而一个掌握权力的人，事实上不能自我封闭，他必须发号施令，如果他非自我封闭不可的话——不管什么原因，他就一定变成左右一些地位卑微的人的工具。看起来他仍然虎虎生风，实际上却被玩弄于手掌之上。试看刘彻这位威不可当的世界上最高的帝王，苏文教他跳脚他就得跳脚，另一位派去召唤太子的“使者”，教他冒火他就得冒火。好像一个本来不要斗的斗鸡，

根据已知的资料，刘彻并没有更换太子之意，尧母门也者，不过是老年生子，一时高兴，不能认为有“易储”含意。摇尾分子崇拜权势，掌权人物偶尔一屁，都能在其中找出哲学意义，遇到尧母门，自然会去发掘微言。江充不过一个自以为聪明绝顶的亡命之徒，为了升官发财，急吼吼而迫不及待，不惜攻击坚壁。我们可以想到，当时也会有人（包括宰相刘屈氂在内）为别的皇子抬轿，教唆江充行动，刘据杀了江充，而老爹仍可容忍，并代为解释，可看出根本无“易储”的计划。搜索皇宫，也没有借以陷害老妻和长子的企图。

父逼子反，是人生一大悲剧，也是做父亲的一大恶行。传统上有句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对这句话，必须予以严正批判，因天下绝对有禽兽型的父母。虽然这种父母为数不多，但有一个就已经够了。而迄今（前九一年）为止，西汉王朝就出现了两个，一个是刘启逼死亲生之子刘荣（参考前一四八年），一个就是刘彻逼死亲生之子刘据。

《诗经》说：‘嗡嗡叫着的苍蝇／终于停到篱笆／慈祥的忠厚长者／不听信挑拨的话／挑拨一旦发生作用／颠覆了四个国家。’（四国：管国、蔡国、霍国、殷国。前一一一五年，四国认为姬旦将篡夺周王朝政权，起兵叛变。）

只有侠义之士，才敢向这种“礼义圣乐训勉，风俗习惯确立，教化完成”的统治阶级挑战。侠义，是人类灵性不死的火苗。而这火苗，总是针对权势而发，权势自然对它深恶痛绝。

侠义精神就是道德勇气，是一个民族的白血球或防腐剂。抽去了它，这个民族就成为一堆烂泥。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特列《游侠》一章，表达他对侠义的崇敬。这种崇敬的情操，来自他深刻体念到人生的艰难，对被迫害的辛酸，有痛彻肺腑的感受。当他被判处“宫刑”时，只要缴纳罚款，便可以救赎。可是，家庭贫穷，告贷无门，只好任凭狱吏把生殖器割掉。中国史学之父，竟受到这种侮辱摧残，诚是全体中国人的羞辱。当时，儒家学派的高官林立，谁肯伸出援手？即令有此意愿，为了“明哲保身”，也不得不划清界线。咦，圣道在哪里？圣人在哪里？圣王在哪里？君子在哪里？父兄之尊在哪里？骨肉之恩在哪里？法律尊严又在哪里？唯一向苦难人伸出援手的，只有侠义之士。全中国知识分子都酱在“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呻吟中，

荀悦对游侠下的定义，十分奇特。他认为：“诋毁或赞扬没有事实根据的，就是诬陷；言论距事实太远的，就是欺罔。”对于游侠，荀悦可是极尽诬陷欺罔。班固还指出侠义之士使人动容的特质：“平日为人，温和善良，仁孝慈爱，别人困难时帮助，别人穷苦时救济，谦让恭谨，从不自夸，确实具有绝世的天资。”侠义之士之获得人们膜拜者在此，荀悦却一手遮天，诟骂侠义之士：“以强梁的姿态立于世上，作威作福。”这不是一个正直的和负责任的态度。荀悦的目的不在使人们了解侠义的真相，而在蒙蔽侠义的真相。

“儒”跟“侠”誓不并立，儒家学派跟权势结合，追求的是安定不变。而“侠”是社会黑暗面的产物，以补救政治法律的不足。“儒”要求忍受，“侠”则挺身反抗。在儒家政治优势压力下，中国人的道德勇气，逐渐消失。凡有侠义精神的人，不是被讽刺为不懂“明哲保身”，就是被嘲弄为“好事之徒”。大家遂成了一堆软柿子，任凭当权分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父子都在军中的，老爹回国；兄弟都在军中的，老哥回国；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奉养父母。”

兵符（调兵遣将、颁布军令，都用兵符作为信物。符是铜制的，上面铸出虎像，表示勇猛，所以也称“虎符”。把铜符从当中纵剖为二，一半交给出征的统师，一半由国王保存，国王任何命令，都须用兵符作证，两半完全密合，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