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鸡、狗、马的血拿来。”（结盟时，因身份不同，用的血也不同。天子国王用牛血、马血，封国国君用狗血、猪血，国务官以下用鸡血。此次盟约，毛遂决心参加一份，所以加上鸡血，混杂使用。）

‘近者，祸及其身。远者，祸及其子孙。’

我们并不歌颂张仪、苏秦，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在官场上，靠条陈过日子的人物。但他们毫无凭借，唯一的凭借是自己的能力。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司马光所赞誉的礼教——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小人物突破，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

扬雄是动机论者，指出端木赐求的是和平，张仪、苏秦求的是富贵。他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又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苏秦、张仪并不追求和平？如果我们认定苏秦、张仪是追求和平，端木赐是追求富贵，扬雄又如何反驳？孔丘和孟轲，就曾仆仆风尘，东奔西走，说破唇舌，希望二者全都到手。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后做些什么？能够“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已经够人民顶礼。

孟轲惨败在实务性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手，一肚子气。所以当人们一致公认张仪、苏秦是大丈夫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什么叫“正位”？国王任命的宰相，是不是正位？什么是“正道”？有计划的追求和平，是不是正道？如果那还不是“正位”“正道”？那么，孟轲仆仆风尘，东奔西跑，难道想当天子或想当国王？难道想要屠杀人民？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确实是人生最高的品质，也确实是大丈夫，但那仅是个人的修养，只可以作为最高的道德指标，不能用来衡量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孟轲幸亏已不在人世，否则，我们就要求他开一个“大丈夫”名单，看看哪些人可以上榜？

孟轲跟张仪、苏秦一样，也是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可是，司马光和扬雄，对此却只字不提。战国时代，各国危急，犹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张仪、苏秦教他们如何汲取山涧里的水扑救。而孟轲却教他们事先防火，跟平时挖井，而又没有指出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对于运转庞大的专制政治，儒家学派唯一的法宝是“圣君贤相”，一旦君不圣、相不贤，可就只好干瞪眼。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傻子才相信儒家那一套——偏偏就出了一个傻子：燕王国（首都蓟城〔北京市〕）二任王姬哙，他照葫芦画瓢，效法禅让童话，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结果带来千万人死亡。大家不但不同情他、不支持他，反而因为他搞砸了锅，破坏了“禅让”美好的形象，纷纷大骂。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庞涓跟孙膑，苏秦跟张仪，以及管仲跟鲍叔牙，是古代三对传奇性的友谊，值得深思。

柏杨曰：

司马光认为孔伋的说法跟孟轲的说法，是一样的，我们不以为然。孔伋认为最高的利益，就是最高的仁义，二者浑然一体。元首追求国家的利益，他就是一个仁义的君王，追求国家利益如果不是仁义的君王，难道是残暴的君王？孟轲大刀一挥，劈成两半，一半是“利益”，一半是“仁义”，使二者互相排斥、尖锐对立。什么叫“仁义”？又什么叫“利益”？修桥筑路是仁义还是利益？发展商业是仁义还是利益？从孟轲跟孔伋的对话上，可看出孟轲并没有被说服，反而一直坚持。孔伋虽然是老师，却没有学生吃香，孟轲的思想——强调“义利”之辨以及简单粗糙的二分法思考模式，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至巨。

司马光曰：

孔伋、孟轲的话，看似相反，其实相成。只有仁义的人知道仁义是最高利益，不仁不义的人却不知道。孟轲对魏罃率直的褒扬仁义，而贬谪利益，对象不同而已。

当初，孟轲是孔伋的学生，曾经提出问题说：教育民众，第一件要先做的事是什么？孔伋说：“先训练民众追求利益。”孟轲说：“高贵人士教育民众，应教育民众仁义，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主张？”孔伋说：“仁义是最高最大的利益。官员没有爱心，人民便无法过平安日子，人民没有道义，则大家崇尚诈骗，就成了最大的‘不利’。《易经》说：‘利益，是仁义的最后目标。’（利者，义之和也。）又说：‘追求利益，才可以使生活安定，培养更高的品德。’（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正是最大的利益。”

邹国（首府邹邑〔山东省邹县东南〕）人孟轲，晋见魏国（首府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国君（三任）魏罃。魏罃问说：“老先生，你不嫌遥远，跋涉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孟轲说：“你为什么总是把利挂在嘴上？我所追求的，只有仁义。你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官员们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家族？平民们说：有什么利于我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上下互相斗争，国家就发生危险。而追求仁义则不然，从来没有充满爱心的人会忘掉他的亲人，也从来没有充满道义精神的人会把他的君主放到脑后。”魏罃回答：“你说得对。”

《书经》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诗经》上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秦国（首府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国君（二十五任孝公）嬴渠梁逝世，子嬴驷继位（二十六任）。公孙鞅的后台既倒，立刻就被噩运抓住。被公孙鞅割掉鼻子的太子师傅嬴虔的党徒，检举公孙鞅阴谋叛变（“诬以谋反”模式），嬴驷下令逮捕。公孙鞅仓卒逃亡，投奔魏国（首府大梁〔河南省开封市〕），魏国拒绝入境，把他遣返秦国。公孙鞅回到商（陕西省丹凤县）於（河南省西峡县），集结他的党徒和民兵，北上攻击郑县（陕西省华县）。秦国政府派大军迎战，把公孙鞅生擒，用五马分尸（车裂）的酷刑，把他处死，公孙鞅的家属，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