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从翁同龢那儿批不到钱的李鸿章还经常写信向曾国荃抱怨，后来得知与颐和园工程需款有关后便不再吭声。

丁汝昌多次提醒李鸿章，说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要求添置军舰，李鸿章一边暗想“要你说”，一边无奈地回答：建议很好，但上面不采用又能如何？

在一封向慈禧汇报为颐和园采购安装电灯工作进展的奏折里，李鸿章跟唐僧似的啰唆了一大堆——

那灯具呢，是我托一个德国教官趁休假回国特意挑选的，格外精美，乃西洋最新款式。运抵之后，我亲自做了一次详细检查，确实巧夺天工。

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对李鸿章购买军械的请求多方掣肘，十项里仅能批准一两项，国库缺钱是他一成不变的答复。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三十年前，翁同龢他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坐视举兵叛清的苗沛霖仇杀了寿州的孙家泰全家。

孙家泰的弟弟是后来的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官至吏部尚书的孙家鼐（1827—1909）。

翁同书事后遭人弹劾，咸丰命令查办。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参与了此案，公事公办，导致翁同书被革职充军。

翁同龢从此深恨李鸿章。

还得打操习水军的幌子——如此百转千回曲径通幽，搁奕訢那儿肯定早就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

挪用公款修园子的直接后果便是北洋水师每年的经费被缩水到一百二十万两。

甲午海战前，军备竞赛已发展到拼速度的新纪元。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舰艇不够快，想买新近下水的英国巡洋舰，而且深知非买不可，否则，以慢打快，打败了无法逃避，打胜了难以追击。

结果因为没钱被日本抢了去，成为后来把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的吉野号。

翁李不和，路人皆知。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修筑颐和园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慈禧对发展北洋海军的支持，是为了避免咸丰逃亡承德避暑山庄的悲剧再次重演。

两个月前，奕譞上疏建议恢复乾隆时的“昆明湖水操”，并开设水师学堂，训练八旗子弟。

去颐和园划一次船你就会发现，在昆明湖里练海军这么有创意的事估计只有天朝想得出来。

但考虑到训练对象是八旗子弟，也就释然了。

再过三年光绪就满了亲政的年龄，很显然慈禧没有结束“训政”的意思。联系到她整日絮叨当年奕訢不让重修圆明园，以至于自己现在想颐养天年都没有去处，奕譞便寄希望于用一座美轮美奂的园子换取她政治上的放权。

愿将预算全部划给北洋，待彼速建成军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自然求之不得。

结果就寤寐思服（被慈禧惦记上了）了。

1886年11月的一天晚上，清流派领袖、两朝帝师（同治、光绪）翁同龢（1830—1904）在日记中提到一件事。

奕劻在拜访奕譞时，后者嘱托前者转告翁同龢等清流务必体谅其苦衷。

奕譞说：“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

由此观之，这帮清军将领压根儿就不懂海战。而日本的跳梁让李鸿章意识到清日迟早必有一战。在其力争下，总理衙门策动廷议，以海关年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白银（赫德之功）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

筹建之初，议者纷纭，以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

中国海军应分为北洋、南洋和闽粤三大舰队，分建合操。北洋由直隶总督监管，拱卫京师门户；南洋由两江总督率领，防卫长江内外；闽粤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

同时，北洋水师的老大为提督衔，从一品；南洋和闽粤只为总兵衔，正二品。

一开始的规划是，四百万预算，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发展。而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继承了他岳父林则徐的光风霁月，说新式战舰所费不赀（计算），愿将预算全[...]

再加上福州造船厂自制的军舰和鱼雷快艇，总计二十五艘战船，可谓举全国之力打造，跻身世界一流不在话下。

对从无海防观念的农耕文明来说，北洋水师的出现就是一个奇迹。

最早买船的是林则徐。鸦片战争中，他向美国商人买了艘一千吨的“剑桥号”，装配三十四门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当水上炮台使。估计连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长毛闹事时，广西提督向荣收到上海道台吴健彰送来的一艘“孔子号”——四百吨的小洋轮。结果向荣觉得“孔子”太胖了，目标大，又娇气，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整个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给扔了。

日本埋头发展了十年，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俄国不足虑，中国却死死地控制着朝鲜，越看心态越失衡：怎么我的地盘你在做主？

几年前的“长崎互殴案”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长期对国民妖魔化中国的成果。

当时，针对俄国觊觎朝鲜，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远赴海参崴进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时因需要入坞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停泊长崎港。

结果，敏感的日本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众所周知，北洋水师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出自权威的世界军事年鉴。

定远（旗舰）、镇远两艘主力舰耗资均在百万两白银以上，吨位七千五，代表着当时德国造船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另有济远、经远、来远、致远和靖远五艘两三千吨位的巡洋舰。

1889年，袁保龄因主持兴建旅顺港操劳过度去世，李鸿章成了袁世凯的精神教父，事事点拨、勉励训诫，二人往来书信，留存于世的达百万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凯在朝鲜已干满两个任期，但在仕途上只进了一小步，从正三品升到从二品。在外交使臣这个位置上，已是特批钦定的最高官衔，升无可升。

为使袁世凯安心留任，李鸿章帮他谋到了浙江温处道的实职，一俟三届干满，回国即能上任。温处道下辖温州、处州两府十多个县，经济发达，是官场中人无不眼红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干满三届了。

当官是门技术活儿

要知道，作为对朝政策的决策者，李鸿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毕竟出了事扛责任的是自己——这种不怕下属比自己能干甚至希望超过自己的领导，环顾中国，可谓比大熊猫还稀有。

言传身教带给大头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亲信幕僚王锡彤这样评价袁世凯：

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根据各人的才能本领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责备，对人也无分外的期望。办成一事，则奖励提掖唯恐不及；办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别人分谤。这就是各类人物所以归仰于他，天下英雄全都乐于为之尽死力的缘故。

李熙被袁世凯折磨得死去活来，用俄使韦贝的话说就是“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

对列强试图在朝鲜通商、开矿、租借土地、修建铁路等各种计划，袁世凯无不操纵王室和外署（朝鲜外交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阻挠破坏。

正因如此，李熙几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换袁世凯，李鸿章都断然拒绝。坐镇总署的奕譞致函说袁世凯的长处是应酬和侦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鸿章还是不为所动。

而且，对大头所提的建议，李鸿章往往从善如流，转奏总署时也不忘说明其出自袁世凯，绝不掠下属之美。

见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跟他“交心”，说自己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也算半个朝鲜人了，为了维护中朝友谊，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把朴定阳革职，但处理此事的公文，暂不呈报，以免外界知晓。以此为台阶，他会尽力跟上面周旋，转达国王的难处，争取从宽处理，不了了之。同时，自己泄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话绝不能外传。

诚恳合作的态度让洪在羲大喜过望，根本没发觉自己上了袁世凯的当。

大头挖的坑是：先诱使朝鲜撤了朴定阳，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没有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没有结案新的使节就派不出去（国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动权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

为此，闵妃派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受小人蒙蔽，误会了您，铸此大错，现已悔恨交加。但朴定阳案实难公开处分，愿私下秘密惩办，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了结此案。

闵妃意图保全自主体制的小算盘袁世凯如何不知？再说，拉拢本是我袁大头的特长，你非要班门弄斧，那我只好献丑陪练了。

他先是装出一副感动万分的样子，告诉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劳神的，还不是在为自己这个学生着急？洪在羲连说是是是。

又摆出一副隔墙有耳的神秘状，俯到洪在羲耳边，说这次非常棘手，李鸿章已经怒了，不仅要严办此案，还准备让朝鲜召回闵泳骏和赵臣熙。

可惜算来算去，算漏了河东狮吼。在闵妃的干预下，李熙迎难而上，任命朴定阳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书）。

如此公然挑战，肆无忌惮，袁世凯也只好祭出杀手锏——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体制下，不能称“后”只许称“妃”。

老年人都比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样，也是亲华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继承的是她亡夫的，废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话语权。于是，在王太妃的怒责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争气，闵妃只好走到台前，打算先笼络住袁世凯，再悄悄免去朴定阳的职务，但不予公开。

于是，朴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函，要求严办朴定阳。

在美国顾问的教唆下，闵妃认为宣示朝鲜主权的重要时刻到来了！她让李熙补授朴定阳职务以昭示各国，并打起车轮战，接连派大臣去袁府软磨硬泡。

袁世凯不为所动，声色俱厉地驳斥说：“包庇朴是故意放任大臣违章，尔等儿戏自欺，也想让中国的朝廷这样吗！”

再往后来的，都吃了闭门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过袁世凯不能上达，大头索性以逸待劳，把不遂己愿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写。

李鸿章认为此招“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宁可拖着也不结案。并向他交底，说只要朝方恳求不办重罪，对朴不再起用，便可下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