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炙手可热势绝伦。这封信的分量有多重，不难想见。

徐世昌的看法同袁世凯如出一辙：李鸿章帐下进士如云，你要不是个举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可大头只是个秀才，还是买的。所以，平台虽好，齐大非偶。

袁世凯的想法是投奔时任浙江提督的吴长庆，叙述一番后，徐世昌然其说。

乱世即将到来，千言万语都浓缩在四个字中：兵为将有。

徐世昌还看不透。

他唯一能看透的是一个趋势：从兵为国有到兵为将有。

为什么《走向共和》里的袁世凯总喜欢说“知我者，菊人兄也”？

因为知袁者，徐世昌也。

大头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一封永定河河道周馥（1837—1921）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信。被举荐人是袁世凯。

周馥和袁保龄曾同为李鸿章帐下幕僚，私交甚好。袁保龄见侄子在家乡花光了积蓄，又没考上举人，有心帮他一把，但自己写荐书有请托之嫌，便让周馥出面。

袁世凯则深信“至柔可以克万物”。

徐世昌却告诉他，曾国藩不会这么说。

很好理解，湖南人霸蛮。

曾国藩认为柔弱本身无法制胜，必须包含雄奇之力。比如你不能看到瀑布雄伟就说水的力量很大，水本身是至柔至弱的，之所以能产生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心念及此，徐世昌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这正是二者的差别！一个强阳弱阴，阳体阴用（保清的曾国藩）；一个强阴弱阳，阴体阳用（亡清的袁世凯）。

如果说“寓深雄于静穆之中”的曾国藩在人生的尽头栽到了天津教案上，那么，“负阴以抱阳”的袁世凯会怎样？

世事如棋岂能尽知？但求步步为营、苦心耕耘而已。

晚年的曾国藩半是无奈半开玩笑地对弟子郭嵩焘说，等他死后，墓碑上就刻六个字：不信书，信运气。

诚如斯言。

徐世昌认定袁世凯可交，也是看重他那股闯劲和韧性。这一点在年轻时尤为重要，曾国藩就经常劝勉家中子弟：“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在谈到“刚柔”问题时，徐世昌认为，太刚则折，太柔则废；至刚无刚，至柔不柔。刚柔并济是理想状态，但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又有几人？

当看到京浙会的小姐都开奔驰上班时，你还能继续淡定地埋头做好手上的工作吗？

世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如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曾国藩坚信这一点，所以忍耐到底，徐图自强，不为人言所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怀才不遇时，以“耐冷”为要；贫困交加时，以“耐苦”为要；应酬繁多时，以“耐劳”为要；遇到同辈以声气得利、晚辈以干请得荣时，以“耐闲”为要。

至于“术”的层面，曾国藩虽也归纳总结，但从来就不是他研究的重点。

因此，老曾的文章，读来质朴实在，有种你正急匆匆赶路，一好心的老农在旁边吆喝“小伙子，留神前面有坑”的亲切感。

曾氏之学类似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做长线。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强调勤与恒（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忘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说无论什么事，要想做成样子，必须有两点，一是规模，一是精熟。而这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当然你会说，这有啥稀奇的？小学思想品德课就天天听类似的碎碎念。

的确，老曾给的“成功秘笈”知易行难。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凡全副精神专注一事，终身必有成就”，甚至连“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么迂直的话都抛出来，就是告诉你在中国这坛大酱缸里要想排除干扰矢志不渝，何其之难！

当看到京浙会的小姐都开奔驰上班时，你还能继续淡[...]

迷路不是没有方向，而因方向太多

事物总是从一个极端发展变化到另一个极端，至阴即阳，至阳即阴，譬如昼夜交替，循环往复。因此也可以说，曾国藩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就是曾国藩，看似相反，实质无二。

大头还记得第一次见曾国藩时，老头儿长相拙朴如农夫，身边一只青藤箱子，长袍上沾着油渍，完全不似一品大员的模样。

而这正符合袁世凯对他的想象。

权术崇拜早已融入国人的生活，阴谋论成为衡量世相百态的唯一矩尺。人们口耳相传着关于曾国藩的神话，在书商的推波助澜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这是一个女生恨不得毕业就嫁入豪门、男生巴不得有内幕消息一夜暴富的投机时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注定学不了曾国藩。

李鸿章追问：“我听到一个说法，说要是义和团把北京的各国公使都杀了，列强就将出面干预，宣布立一个新的皇帝。若果然如此，你们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盯着卜力的眼睛，意味深长道：“也许是个汉人？”

一代人办一代事，亡清的重任还落不到裱糊匠身上。太极图另一端人选的轮廓，徐世昌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了。

在戈登的担保下，他允诺只要取了谭绍光的首级，开门献城，则必为八人论功请赏。

可惜，当清军诱降成功，兵不血刃地拿下苏州时，八个降将和所有太平军却被斩杀殆尽，气得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戈登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

庚子国变，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奉命北上收拾残局签订条约，临行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

李鸿章单刀直入：“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彼时慈禧已位居八国联军开列的战犯名单之首）

卜力：“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拳乱）没有责任的话，英国不反对由他出来继续维持统治。”

为什么官府不记载这些技艺？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实权便落在书吏手中，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不务实，可乎？

实事求是让曾国藩出类拔萃，但到底还是难以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于是，传世的文字百万言，却终归跳不出程朱理学忠君孝父的窠臼，意在扶清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鸿章则不然。他继承了老师现实的态度，却摒弃了过时的教条，乃能轻装上阵，辗转腾挪。

在一次由淮军和戈登的“常胜军”组成的联军攻打苏州时，李鸿章为减少伤亡，策反了同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八个将领。在戈登的担保下，他允诺只要取了谭绍光[...]

敢上疏骂皇帝“徒尚文饰”。直到在军营里待上几年，才真正明白喇叭是铜锅是铁。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不问情势，有圣旨也没用，基本属于“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且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一串钱”的概念永远不是你预想的“一百文”。在陕西是八十三文，在直隶是三十三文，从无一定之规。

清亡之后，古城北京开始现代化的改造，需要建设用的工程蓝本和施工程序，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只找到一本《大清会典》。

这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最权威的书，其中建筑规范的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的几十页，所有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没有多余的语言，两个青年当场结为生死之交。

徐世昌对“顶层亡清”不置可否，却和盘托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以曾国藩为“阳”的一端，李鸿章为中点，“阴”的一端虚位以待，可以勾勒出一幅太极图。

咸丰即位之初曾开过一个神仙会，让列位爱卿讨论“用人行政”之道。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嫌他迂腐，批了个“名虽甚善，实有难行”。

曾国藩比较实在，提出用人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偏废”，咸丰高兴地批了个“切中情事”。

声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的曾国藩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理性的思考。然而曾几何时，曾国藩也是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热血青年，

当你下定决心转变时，上天都会为你安排一个转折。

于是，在“火烧诗文”这场戏中，大头遇到了对他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徐世昌。

老戏骨徐世昌年长袁世凯四岁，活了八十五年，差点能看见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信奉道家的徐世昌深谙进取退守的节奏，在乱世中若危若安、凌波微步，其屹立不倒的身姿令时人常怀“冯道转世”之感。

徐世昌对袁世凯影响之深，不下荀彧之于曹操，张良之于刘邦。

初次邂逅，大头留给徐世昌的印象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袁世凯的豪言在逻辑上自洽，在感情上诚恳，深深地打动了徐世昌。

毕竟人情不是一锤子买卖，靠演戏，很快会体力不支的。

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在袁世凯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盛名远扬，连陈州知府吴重熹都经常到此诗酒流连，将大头引为至交。

可惜，人生如戏，总在NG。当年秋闱，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再次铩羽而归。

大头怒了。

有范进垫底，落榜两次只是起步价。平心而论，科举其实很公正。袁世凯阅读量大，见多识广，但文字功底不行。风遗尘整理制作。

现实感很强的他决不会像洪秀全那样三次不中还去考，生生把自己考成一朵奇葩，最终祸乱天下，害人害己。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而大头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多少人耄耋之年也未必能活明白，未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裘马轻狂的袁世凯，脱离了长辈的管束，经常“驰骋郊原，日饮数斗”，又因慷慨乐施、打抱不平，寒门士子多依附为生，推其为首领。

对袁世凯而言，“金银散而人心聚”不是权术。散尽家财，结交好友是他内心深处最热切的渴望。那些一边表演大方一边辱骂大头的伪君子不明白的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智商是差不多的，能让一群喜欢内斗精于算计的中国人对你心服口服、爱戴有加，若没有《非常嫌疑犯》里的凯文·史派西的演技，你就实心实意待人以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