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

而指望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总而言之，是“三个不代表”。

摊上这样的国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土布。住宅则一律由泥土筑成，铺上一层高粱秆抹上泥浆就算是屋顶。

而当你采访那个满脸憨直的农民，问他的人生理想时，他会告诉你：像皇帝一样每天都有大饼吃，吃饱了就休息……

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谁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有时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由于常年干这个，衙役都轻车熟路，效率很高，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一笔不菲的合法收入。

想逃税漏税？那是不可能的，这玩意儿从古至今都是富人的专利。针对个把实在穷得叮当响以至交不起粮的“刁民”，有知县想出了魔高一丈的损招：将欠粮作为衙役的工资，拿着白条去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依法收粮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笔横财，但中国历来有法制无法治。于是，无法无天的衙役在收粮时总会变着法儿的多收，简称“浮收”。

关于浮收，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块石碑上有详细的记载，花样繁多，令人叫绝。国人的想象力只有在残害同类时才会被发挥到极致。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有：淋尖、踢斛（hú）、侧拖、虚推……

以“淋尖”“踢斛”为例，当你交粮时，要把粮食倒进官府准备好的斛里。你倒着倒着，最后肯定有一部分超过斛口吧？超过斛口就呈尖锥形了吧？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衙役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谷粒就会震落到地上。当你慌忙去捡时，衙役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

他瞥见了路边的粮仓，那是政府设在各地的官仓。

自古粮仓系国脉，可眼前这些粮仓，还有几座能承担起救济灾民的重任？倒卖官粮早已司空见惯，硕鼠们为补亏空，在余粮中掺沙子掺石灰；为应付检查，又将粮仓改造成瞒天过海的“夹心仓”。

逐利，成了所有人生命中唯一的主题；逐利，一切无所不用其极。这片土地，似乎早已被上帝遗弃，自生自灭，永无救赎的可能。

于是，全民逐利，全民焦虑，万物扰心，心智俱灭。

以陕西粮道为例。该厅局级每年花在请客送礼上的银子大约五万两，而进项却达六万两，这意味着有一万两可以中饱私囊。

诗言志。

“不受金钱不受名，大权在手世人软。”大头的诗早就表明了他求的是什么。

世间求官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官场上的人情练达袁世凯早已谙熟。也正因看透，他从不指望下面的官员胥吏能实心放赈，宁可自己劳碌奔波，将钱粮亲手送到可靠的士绅府上。

而士绅，这个向来被视为官民之间缓冲带的阶层也正在沦陷。袁世凯亲眼看到，一个家有良田五百亩的地主想低价抛售土地以换取粮食，找了好几个买主，出价都低得近乎白送。绝望之余，他在全家人吃的饭里放了砒霜。

袁世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

铁打的仓鼠流水的朝

每天都是炼狱般的惨象。

在袁寨长大的袁世凯从未如此真切地耳闻目睹底层的真相。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驱驰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参佐袁保恒办理赈务。

而此刻，堂叔已死，料理后事、交接公务的重担全部落到了不满二十岁的袁世凯身上。

出色的表现感动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徐宗瀛，他决定按月发给袁世凯三十两银子作为薪资，却被大头拒绝了。

“先叔办理赈务，自备斧资，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袁世凯那双圆圆的大眼中透露出的真诚让徐宗瀛感佩交加。

作为一个部门主管，当他面临团队成员的信任危机时，最好的办法便是塑造一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假想敌——当有危险逼近时，人类总是容易尽释前嫌携手与共。

哈耶克也持同样观点：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是将群体步调一致地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方案。

善于制造敌人和营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立志成为杰出独裁者的政客的必修课。

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却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民变，传教士的“转移视线”功不可没。

时任河南学政的瞿鸿禨就上奏朝廷，指责洋人热心赈灾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买人心。

迂腐果然不是一天练成的。

清廷接到奏折后，立刻指示受灾各省，如遇洋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河南尤其保守，官民上下一心，不准洋人逗留，更不许涉足赈务。开封市民还自觉张贴告示，声称“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义正词严地绑架你爱国。

且慢嘲笑这自上而下脑残加自残的举动，它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他彻底心凉了。

接连失去养父、生父和叔父，再坚强的人也拔凉拔凉了。

赈灾五个月，袁保恒廉洁奉公，自己和随从的餐旅费均从俸禄中支取，未敢动一文赈款。可惜，他的以身作则没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官员的准则。

自古赈灾有多黑，现在的国人都可以想象。而袁世凯在基层看到的，却是一幅远比贪墨赈款更为复杂，更令人绝望的画面。

晚清没有非政府组织，像李提摩太这样漂在中国实心救人顺便传教的牧师还有很多，究竟是不是像愤青所言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好说，但人都要饿死了，你草菅别人的性命成就自己的“大义”，这不是爱国者是爱国贼。

有清一代，“文正”为文臣最高谥号，只有曾国藩、刘统勋等八人。

“文忠”次之，如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

“文襄”再次，如左宗棠、张之洞。

剩下的文端（鄂尔泰）、文恪（高士奇）、文恭（翁同龢）、文诚（丁宝桢）等也都根据其生前事功（如谥文端的一般是理学名臣）严格论给。

总之就是俩字：稀缺。没当过翰林就甭想了，除非你有左宗棠那样的如天之功，才可能打破常例，凭借举人的身份捞到一个文襄。

然而，对现实感极强的袁世凯而言，文什么都不过是文过饰非。

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堂叔确实鞠躬尽瘁了。作为赈灾的帮办，比总办河道总督李鹤年还尽心。他辗转奔波，多方筹措，见动员富人捐输已无人响应，便以个人名誉作保，以一分的高息借贷，却仍所获无几。

各地粥厂请求接济的公函堆积如山，袁保恒无言以答，终日枯坐，三个月里，眠食俱废。

袁世凯不禁想问：如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若神明仍要殛（杀）之，要此神明何用？

可惜老天真的抽了风，袁保恒感染瘟疫，死在了开封的赈务公所。

对于这种兢兢业业死在任上的劳动模范，政府当然不会放弃树典型的机会。“文诚”的谥号不可谓不尊。

独裁的艺术

袁保恒开始同情因赈荒不力而被罢免的前任河南巡抚。

允诺拨给的钱粮迟迟不到位，每提出一笔筹款都要专门拜折请求，旷日持久的“部议”后还得看户部书吏的脸色，好不容易批准了一笔等不到发放灾民早就不知死了几拨人，你叫我怎么赈荒才算力？

授命伊始就有人劝他推掉这费力不讨好的活，袁保恒凛然道：“事君致身，蹈白刃亦不敢避，岂以艰危所阻？”

袁世凯清楚地记得，那天，堂叔以庄严的形式对天起誓说：“倘保恒玩视赈务，有款不思力筹，有弊不思力革，神明殛（jí）之。”

如果中国政府不那么自负，声称只有自己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数以百万人应当能够得到拯救。

愤怒没有使李提摩太变成阿拉伯的劳伦斯，而是默默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传福音。

几周前还流传着关于天主教诱拐小孩的谣言似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一帮生下来就给佛祖磕头的村民争相砸烂了家里的佛像，改信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