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吴禄贞是千钧一发下的“斩首行动”，杀张振武更是黎元洪的主意。但杀宋教仁，作为利益攸关方袁世凯根本逃不脱舆论的指责，得不偿失。

况且，国民党既已雄霸国会，杀了宋教仁也于事无补。宋一死，正好师出有名，不管政治倒袁还是武力讨袁，都能得到国民的拥护。

素来客观公正的张一麐的结论，也许最接近这一版故事的真相：

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以上就是如电影《禁闭岛》般的前九十分钟，下面进入刺宋案的另一个版本。

艺术的魅力源于其内容的多义性，历史的复杂则超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

因此，召宋入京，是想通过协商化干戈为玉帛。岂料，担心相位不保的赵秉钧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当然，群情激愤的国民党是不会去做冷静的案情分析的。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献上了一副对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虽说宋教仁“舍袁就黎”的举动使得袁世凯貌似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但无任何证据显示他同宋案有关。

袁世凯脸色煞白，面有怒容，洪述祖出府后惴惴不安，旋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其实，赵秉钧干的这事在我国博大精深的政治文化中有专门的术语：希旨承颜。

即在领导不便明说的情况下揣摩其意图，然后放手去干。踩准了扶摇直上，踩错了万劫不复。

愿赌服输。

袁世凯何尝不恼恨宋教仁？但直接动刀子代价太大，自己毕竟是国家元首，不是陈其美。

不久，国民党在竞选中独占鳌头，赵秉钧痛感总理的位子还没坐热就要被撵下台，惧恨交加，命应桂馨运作上海的媒体抹黑宋教仁，编造其贪污纳贿乃至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赵秉钧不是没有考虑过消灭宋教仁的肉体，他在等待时机。等到宋的演讲把袁世凯都激怒时，洪述祖来到了总统府。

洪述祖：“国事艰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

袁世凯：“一面捣乱尚不能了，况两面捣乱？”

没有答应。

待宋案发生，袁世凯急召洪述祖，问及宋教仁究系何人所害时，洪说“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

一个“望转呈”，又把洪述祖的幕后指挥赵秉钧牵扯出来。

洪述祖早年在湖北混社会，卖假地契给洋人，造成外事交涉，被张之洞下令通缉。后经巡警部侍郎赵秉钧求情改为逐出湖北，从此投靠赵，成为其心腹。

洪述祖奉命收买应桂馨，盖因此人黑白两道通吃，还当过孙文的侍卫队长，可以借其革命党的外衣在南方搞间谍活动。

举国哗然。

袁世凯接连发电慰问，并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限期破案。

悬赏之下，两名学生到巡捕房（租界警局）报案，说一个跟他俩住同一间旅馆名叫武士英的曾开口借钱，并自诩杀人后即能如数奉还。

警察赶往旅馆，武士英已不知所踪，只发现一张写着“应桂馨”的名片。

在一家妓院，警察逮捕了应桂馨。两天后，杀手武士英落网。

从应桂馨的寓所抄出大量同北京往来的密电，直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其中两封，坐实了二人买凶杀宋的罪行。

洪述祖：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应桂馨：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望转呈。

众人还在错愕，又是两声枪响。

循声望去，只见一身形矫健的矮个子正向站外飞奔。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一面高喊抓刺客，一面将宋教仁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

由于弹头抹毒，伤势沉重，拖至次日凌晨4点，宋教仁不治身亡，年仅31岁。

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一封给袁世凯的“遗折”：

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束手待毙向来不是袁世凯的风格。

他电召宋教仁进京议事。

3月20日晚10点半，上海火车站。

所有人都以为宋教仁此行多半入阁拜相，故送行者众。除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外，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和廖仲恺等国民党政要几乎悉数到场。

列车鸣笛待发。

检票口前，宋教仁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转身正要上车，但闻“砰”的一声，从月台的水泥柱边飞来一颗子弹，正中其右腰。

宋教仁惊呼：“我中枪了！”向前踉跄两步，倒在栏杆边的铁椅上。

虽说民初的媒体享受了空前绝后的言论自由，经常耸人听闻，但这条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站在宋教仁的立场，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个人意志都太过强烈，让他们当总统，只会实行开明专制，破坏自己“政党内阁”的政治蓝图。

而黎元洪至少看起来比较憨厚，懂得发扬民主，将其调离湖北老巢到北京来当总统，显然有利于内阁制的推行。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教仁信心十足，在杭州登山时临风赋诗道：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其人虽已殁，百年有余情

类似的新闻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但该案被证实是国民党诬陷汤化龙的苦肉计，目的就是扳倒梁启超的这位政治密友。

按照《临时约法》“国会里的多数党自然组阁”的规定，总理的位子，宋教仁手到擒来，赵秉钧只有回家卖红薯的命。

并且，万能的《临时约法》还规定，正式大总统由国会制宪后根据宪法选举产生。

问题是国会已被国民党占领，真要投票，袁世凯可能也得回家抱孙子。

而宋教仁的举动恰恰坐实了这一可能。

国会召开在望，报纸上却风传一则劲爆内幕：国民党准备排袁举黎，在正式总统的选举中推黎元洪为候选人，将袁世凯淘汰出局。

1913年春，选战正式打响，国民党攻势凌厉，狂踩共和党，大获全胜，在国会参众两院（其中参议院每省十个名额。众议院则根据各省人口多寡，每80万人选众议员一名）共计八百二十个席位中夺得近四百席，组阁已无悬念。

作为第一届国会，距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提早了五年；同日本明治维新用了二十二年才召集国会相比，更是神速。

而泥沙俱下，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个叫吴宝璜的农民向媒体爆料，说共和党骨干汤化龙曾派人找过他，许诺只要投汤的票，当选后即赠送三百银元的酬劳。自己依言而行，汤化龙也选上了议员，结果之前向他画大饼的那人瞬间杳无音讯。

被《临时约法》折磨得想跳楼的袁世凯当然举双手赞同，却把宋教仁气得吐血。

危机感与日俱增的他开始在演讲中猛烈抨击袁世凯：

现接到各地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极其顺利。袁世凯见此情形，一定忌惮得很，一定会想方设法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也不用惧怕。将来他若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行为，便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真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也不迟！

各种犀利之词，以剪报的形式汇集到一起。袁世凯看完后不禁皱眉道：“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国民党天天派人拉梁启超入伙，让他当理事，但跟同盟会积怨已久的他一直不为所动，还在给女儿的家信中轻蔑道：“彼必愤愤，然亦无可奈何。”

人回来是要当党魁的，目标就是共和党。

作为立宪派的大本营，共和党奉黎元洪为理事长，囊括了张謇、伍廷芳和章太炎等社会贤达，但独缺一个像宋教仁那样的精神领袖，缺乏凝聚力。

在袁世凯的暗中支持下，梁启超着手改组共和党，以便同国民党一决雌雄。

最让宋教仁崩溃的是，梁启超居然要剥夺国会的宪法起草权，主张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大政党推荐人才，在总统府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制宪，还美名其曰“仿照美国开国的先例”。

低调是高调者的权力。能如此释然，盖因国民党独孤求败，胜券在握，除了共和党偶尔发发杂音，基本天下无敌。

不过，前提是那个人不回国。

早在一年前袁世凯复出当内阁总理时，就曾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抛出橄榄枝，电邀其回国出任司法部副大臣。

梁启超没接招，但同袁世凯开始了频繁的电报往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理财治兵，我不如袁；引导舆论，袁不如我。因此，若双方推心握手，则天下事大有可为。

1912年的冬天，千呼万唤中，梁启超衣锦还乡，成为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在京十二天，赴会十九次，总统府设宴，各部总长作陪，一时风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