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演讲万人空巷：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权力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因此，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活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其有所忌惮而不敢妄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便能够求其贯彻了。

一开始，宋教仁的心态是很平和的，经常教育同志们“如能实现政党内阁，纵使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民国

右转的道路上，只剩形单影只的宋教仁。这条荆棘密布的路，只留给寒冬夜行人。

为了尽快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普通党，宋教仁不得不迁就其他四个党，将男女平权的主张删去，结果激怒了同盟会首个女会员唐群英。在一次公开大会上，她冲到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耳光。

多疑不如独决。真正的先驱，从不渴求世人的理解，动摇自己的主张，正如宋教仁至死都未尝怀疑内心所坚持的信仰：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他不顾孙文的劝阻，摩顶放踵，奔走呼号，于中华民国的正式国会召开之际，在南中国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宋教仁旋风”。

武汉。

其实，共同纲领只字未提议会制度，第六条却明白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已完全说明问题。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对纷纷攘攘的时局，左转之人，不乏精英。

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齐严肃之治”；云南都督蔡锷也抨击《临时约法》，主张造就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李烈钧，虽不满袁世凯，却同样不愿国会操立法之权。

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训昭告世人：但凡专制，不论个人专制还是政党专制，失去了制约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与虎谋皮。

事实是，孙文在关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张上则同袁世凯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里的设计，欲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军政”和“训政”，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开明专制。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他来做这个威权领袖，但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连袁世凯都开不好这艘刚改装过的旧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孙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谆告国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而他不愿当国民党的党魁，亦有此考虑。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凯投桃报李，特命国有交通银行垫付了孙科（孙文独子）及其妻的留学费用，并下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文热情接待，聆听教导。

望治心切的国民再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自我安慰说改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而老辣的读者，却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出另一条信息：全面左转的时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试问原本互相提防的孙文和袁世凯怎么就一见如故了？靠袁的个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谈恋爱。

宴后，黄兴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后者没有接招，而是推荐赵秉钧加入国民党，为其去掉总理前面那个“代”字扫清了障碍。

离京前，孙、黄联合袁世凯、黎元洪发表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八条大政方针。四大巨头捐弃前嫌，调和歧见，对内以安人心，对外昭告列强，于外交承认和金融贷款都是利好消息。

黄兴顶着“汉粤川铁路总办”的头衔南下，逢人便赞袁世凯忠心谋国，劝新闻界不要再诽谤国家领导人。

孙文更是直言不讳道：

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与旧手段，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的确，终其一生一里铁路也没修成，而二十万里的目标，要到一百年后方能实现。

不久，黄兴抵京，袁世凯在总统府摆了晚宴，政府要员悉数到场。

先是袁世凯讲了几句开场白，无非竭诚欢迎招待简慢等客套话。接着是孙、黄讲话，都未涉及政治，黄兴还夸袁世凯是民国第一流人物。

轮到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发言时，由于想出出风头却又不善言辞，所言从恭维孙文自然而然地转为恭维袁世凯，继而牵扯到政治，批评了国民党几句，把气氛搞得不伦不类。

袁世凯很不高兴，当场打断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

所幸孙文面无愠色，不以为意。

袁世凯极为谦恭，夸奖孙文“光明正大，毫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文则对外宣称“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

由于会晤只有梁士诒在场，具体的谈话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文提出：袁世凯再当十年总统，练兵百万；自己则专任修路，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

袁世凯求之不得——只要你不搞政治，别说修路，就是修火箭也全力支持。

他立刻委任孙文为“全国铁路督办”，月薪高达三万元，并把当初慈禧回銮时乘坐的豪华专列拨给他，以便巡视四方。

背地里却对人开玩笑说孙文是个“大炮”。

北京的夏天烈日炎炎，孙文的火车磨蹭到下午五点过才到，把前来接站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内阁代总理赵秉钧以及各部总长热得汗流浃背。

欢迎仪式备极隆重。鼓乐声中，孙文走下火车，同政府官员简单寒暄了几句，坐上一辆朱漆金轮的马车，在三十个骑兵的开道下，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下榻于袁世凯特意命外交部改建的迎宾楼。

翌日，孙文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高票当选理事长，却坚辞不就，暂由宋教仁代理。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孙文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每次都在六个小时以上。这是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也是二人绝无仅有的一段蜜月期。

怀柔与妥协弥合了各派间的裂痕，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不同阶层，却也使得袁世凯愈发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共和只能靠自己来办。

他在总统府特设了“军事处”，由亲信唐在礼负责，绕开财政，专事收买。接受过该处糖衣炮弹考验的不胜枚举，如黎元洪、王芝祥、孙毓筠、柏文蔚、陈其美……

一次，同唐在礼闲聊时，袁世凯吐露了心声：

他们（南方党人）来，我是欢迎不暇的，但要在我们的圈子里。

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

事实上他一直在隐忍，想像笼络汪精卫那样把宋教仁拉到自己这艘大船上来。

为此，袁世凯曾赠宋教仁一沓空白支票，任其填写。宋教仁辞掉农林总长，袁又派人以退休费的名义送来五十万元。甚至当陆徵祥下台后，提名宋教仁当内阁总理。

可惜，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宋教仁一概拒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袁世凯倒也不生气。进入民国后，他经常对周围人说的口头禅是“办共和”。地方大员来京请训，也喜欢问“你们那儿共和办得怎么样”。虽不好听（又不是办洋务），但说到底，共和还是靠人而不是口号办出来的。

为了得人，别说宋教仁这样不给面子的，便是像瞿鸿禨、岑春煊和康有为等多年的政敌，也能拉下脸主动示好，邀请其参政议政。

其实，黎胖子完全可以冷处理。国人对政治事件的关注不会超过半个月，时间一到，注意力自然跳转到别的新闻，对真相的挖掘从来浅尝辄止。

这次的“救场新闻”是孙文的北京之行。

当然，他不是来替黎元洪解围的，而是专程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典。

民初的政党有六百多家，但小党众多，想在国会中争得一张议席，除了合并或被大党招安，别无他法。

宋教仁甄选了四个大党予以收编，将同盟会改组为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

当然你会问：卧榻之侧，袁世凯能容他人安睡？

至若怀光（唐德宗时的叛将李怀光）就戮，史不论其寡恩；君集被擒（初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侯君集，因从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败被诛），书不原其战绩。矧（shěn，况且）共和之国，同属编氓，但当为民国固金瓯（疆土），不当为个人保铁券（皇帝赐给功臣的免死勋章）。

然后声东击西，一会儿说自己“积劳成疾，咳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一会儿又装好人，说要“赡其母以使终年，养其子以使成立”。

演戏就要一撸到底，黎元洪来了个富贵险中求，自请辞职。

紧接着，由他策动的署名“湖北全体军民”的电报打到了北京的临时参议院，竭力挽留黎元洪，搞得人一走湖北就要大乱似的。

其实，黎胖子完全可以冷处理。国人对政治事件的关注不会[...]

袁世凯淡定地将黎元洪的电文在报上全文发表，说自己只是出于维护湖北长治久安的好意遵照办理的，撇清了干系。

怒火又烧到陆徵祥和黎元洪头上。陆总理脸皮薄，不禁骂，愤然辞职。黎元洪则让饶汉祥写了一篇珠圆玉润的骈文，通告全国，历数张振武罪状十四条，泣陈自己挥泪斩马谡的无辜与无奈：

元洪数月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回肠九转，忧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取负振武罪，无取负天下罪。刲（kuī，割）臂疗身，决蹯（fán，兽足）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夫汉高、明太（刘邦、朱元璋），皆以自图帝业，屠戮功臣。勾践、夫差，皆以误信谗言，戕害善类，藏弓烹狗，有识同悲。至若怀光（唐德宗时的叛将李怀[...]

他痛心疾首地提起笔，良久不能成一字，最后仅留书黎元洪：“但恨不能死战场，而死于仇雠之手！”

行刑时，张振武身中六枪，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开枪者说的：

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

举国震骇。

按理说张振武跟南京集团关系疏远，又曾与黄兴交恶，同盟会完全没有必要替他出头。

但或出于倒袁，或因为义愤，弹劾瞬间满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