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孙毓筠获释，任江浙联军副秘书长，旋即出任安徽都督。

可惜等他空降过去，才发现安徽遍地都是都督，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儿，个把志存高远的还准备攻打省城。

孙毓筠只好向南京求救。岂料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招来了柏文蔚。

柏的军队迅速稳定了安徽的乱局，而他本人也董卓附体，跟孙毓筠抢起都督来。

官司打到南京，孙文很为难。又觉得两人二十年的交情，当无大碍，便将皮球踢了回去。

事实证明，权力面前，友情只是浮云。

巧妙地默认了。

端方心领神会，派人下狱去教孙毓筠：“你在口供里只承认政治革命，莫谈种族革命，如此便能起死回生。”

最后，孙毓筠被判五年监禁，暗地里则在端方的安排下躲到总督衙门的后花园读书。

令人唏嘘的是，另外两个从犯却被判处终生监禁。

这件事情教育我们不要以己度人，官员眼中的意识形态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在官员眼中，这玩意儿即使逻辑上不能自洽，被时代抛弃，遭世人唾弃，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宝，既能清除异己，又可兜售人情，当真是国之利器，百用百灵。

进步青年孙毓筠鄙视这样的人生。

他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又回国响应萍浏醴起义，同潜伏在新军第九镇里的革命同志柏文蔚一道谋刺两江总督端方。

结果事泄被捕。

换个人家属铁定准备后事了，但谁叫他叔爷爷是当朝军机大臣呢？

端方立刻给孙家鼐打了封电报确认：“孙毓筠是否属于华族（您的家族）？”

孙家鼐不便公然作保，只好暗示道：“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六名候选人被提交到临时参议院。其中，提名担任教育总长的孙毓筠（同盟会籍）遭到同盟会的强烈抵制。

当然你会问：都是革命同志，咋大水冲了龙王庙？

因为同盟会一致认为孙毓筠是个叛徒。

其实人是名门之后，孙家鼐的侄孙。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当过帝师，做过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官至内阁大学士，死后谥“文正”，与曾国藩同。作为文官楷模，能拿的成就都拿到了，还活了八十多岁，死在清朝的前面，可谓完美人生。

三、逼宫一事上，陆徵祥帮过自己，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好同志，必须回报。

果然，其上任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因为在宋教仁的布置下，同盟会把视线放到了不远的将来。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袁世凯必须在十个月内召开国会，临时政府才能变成正式政府，临时大总统才能变成正式大总统。而届时，所有部门都要洗牌重选，谁占领了国会谁就拥有天下。

因此，战略重心已发生转移的同盟会会员先后从政府辞职，跟着宋教仁造党去了。

本以为可以太平几日，却在陆徵祥组阁时又碰到了麻烦。

作为职业外交官，陆徵祥常年在驻外使馆工作，连老婆都娶的洋妞。后受“庚子五大臣”之首的许景澄赏识，官至驻荷兰公使，于王朝末日前，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电奏隆裕，逼清帝逊位。

虽说陆徵祥在外交总长任上引进西方的管理制度，刮起了一阵科学的新风，但让他当总理，资历和人望还是太浅。

之所以有此动议，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中华民国还没得到世界各国的正式承认，俄国又在策划分裂外蒙，总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外交干才，不然连钱都借不到；

二、陆徵祥无党无派，刚从国外回来，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容易在临时参议院通过；

他打比方说，国民好比股东，大总统好比董事长，总理好比CEO。公司的运营发展，固属CEO之责任，但若因用人不当，致使商业失败，濒临破产，则董事长不能不负责任，股东也未必肯宽容董事长。

袁世凯的话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些报纸甚至指责同盟会结党营私，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桎梏。

水流如激箭，人世若浮萍

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袁世凯提名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担当第二任总理。

袁世凯听说后，睡不着觉了。

不搞混合内阁，自己就无法纵横捭阖，总统彻底变成虚位。

因此，他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封公告：

余不注意党派，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必引为辅助。故重在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论其党与不党。

并“苦口婆心”地劝大家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拘泥于党派之争，破除成见，同心协力建设民国。

最后还不忘抨击一下《临时约法》里的“总统不负责任”。

宋教仁泡在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启动了一项政治实验。

唐绍仪为什么失败？因为摊上了混合内阁。三个北洋老人，一个无党派人士（陆徵祥），外加一个共和党（党员多为清末立宪派）的熊希龄，把持了军事、外交和财政，一切唯袁世凯是从，不输才叫没天理。

正式国会选举在即，临时政府为期不久。宋教仁意识到，必须尽快将同盟会改组为现代政党，再推行“政党内阁”。即参议院里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选出内阁总理，再由总理指定内阁成员，从而上下一心，不被总统分化瓦解，真正实现权在内阁。

如此一来，政治斗争下沉到了各党对参议院席位的竞争，简称党争。而这，正是宋教仁所擅长的。

此刻则悍然毁约，命冯国璋为直隶都督，改王芝祥为宣抚使，给了一大笔钱，令其南下协助黄兴裁军。

当初唐绍仪拍着胸脯向同盟会保证落实此事，而现在王芝祥拿着没有总理署名的委任状赴南京上任，赤裸裸地破坏了副署制，只留下颜面扫地威信全无的自己，还有什么干头？

他跑到天津躲起来，轰走了袁世凯的说客，坚决要求辞职。

唐内阁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宋教仁功不可没。

袁总统说：“你发布任命，我不盖印。”唐总理说：“你盖印，我不签字。”

苦心孤诣的设计制造了避无可避的对立，中道崩殂自然在意料之中。

紧随其后，同盟会的阁员也联袂辞职，以示与总理共进退。

唐绍仪一怒之下不借了。可袁世凯不能坐视政府破产，不然正遂了同盟会的心愿。他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跟六国银行团磋商。

同盟会见唐绍仪被踢出局，不明就里，纷纷通电指责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强烈反对借款，并连带着把熊希龄也口诛笔伐了一番。

洋人一看动静闹这么大，也不想蹚浑水了，陆续撤离。

袁世凯气得想跳楼，当即以牙还牙。

王芝祥北上出任直隶都督是南北双方早就达成的协议，虽说监视的意味很明显，但为了换取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袁世凯也同意了。

一场革命下来，南京附近啸聚了三十万官兵，个个以功臣自居，天天跑官要钱，成为长江以南的安全隐患。

关键是襁褓之中的民国养不起这帮人。无法安置便只能遣散，于是涉及到转业费的问题。

黄留守估算了一下，发现要想彻底甩掉包袱，至少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

孙大炮从来都是朝别人要钱，指不上，只能给北京打电报。

问题是中央也没钱，只好借外债。六国银行团（英法德美日俄）答应贷笔巨款，帮中国一次性解决捉襟见肘的局面，但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要求监督中国财政。

窝了一肚子火的袁世凯迅速着手拆台。

在其遥控下，赵秉钧长期不参加内阁会议，每逢开会都人间蒸发。陆徵祥则把精力投入到派人疏通外交部大院里的下水道这类琐事上，具体的外交工作都扔给蔡廷干，让他直接向袁世凯汇报。

眼看就要玩儿不转，黄兴要钱的电报又摆到了唐绍仪的案头。

南京留守，听起来挺慈悲，给同盟会一块自留地。

其实就是收拾烂摊子。

即便如此，袁世凯这个国家元首还是当得很窝囊。因为，一向温文尔雅的唐绍仪突然爆发了。

像被施了蛊惑大法一般，唐绍仪不顾二十多年的交情，事事站在同盟会的立场跟袁世凯对着干，驳其手谕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他每次到总统府，袁的侍卫都会小声嘀咕说唐总理今天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

原本忠诚的老部下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袁世凯开始怀疑同盟会是不是邪教组织，苦劝唐绍仪回头是岸，退党保平安。谁知唐绍仪毅然决然地表示：宁可辞职，断不能牺牲党籍。

又一次争吵结束后，袁世凯失望道：“我老了，少川你来当总统吧！”

唐少川默然不语，镜片上闪过一阵寒光——总理既操大权，挺住意味着一切。

1912年的愚人节，孙文正式辞职。三日后，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唐绍仪内阁出炉：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财政总长：熊希龄；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蔡元培；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陈其美；

交通总长：施肇基。

虽说南方占了五席，北方只占三席（另有一共和党与一无党派），但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内务部、陆军部和海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