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达峰一夜之间活明白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两颗子弹的情况下，领导新军一鼓作气冲进城。

居然就光复了。

余诚格摇身一变成了余则成，换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军舰里。黄忠浩则没那么好的运气，刚跨上马预备跑路，一个巡防营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

新军士兵顺着话音方向一拥而上，将黄忠浩刺于马下，绑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示众。

一路上，有人拳打脚踢，有人用刀乱刺。这些同黄忠浩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出于公仇还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欢？已不得而知。

最后竟在咨议局门口骂起街来：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我姓吴名作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两千多人，分驻满城客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即能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作甚！

门卫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围观，都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个唇焦舌敝，无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票号发生挤兑，巡防营全体出动。

关键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咨议局较保守，主张光复后推黄忠浩为湖南都督，稳定人心；陈作新和新军士兵则坚持要杀黄忠浩。

最后不欢而散。

举事当日，由于事机不密，听到风声的余诚格预为布置，一时间哨岗林立，便衣四起，还有谣言说巡抚衙门已架起大炮，准备把城外的新军营房轰平。

按照教科书的论调，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动摇了。一个叫吴作霖的咨议局议员担心真打起来殃及池鱼，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单位求见谭延闿，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结果门卫都没起床，哪有人来办公？

吴作霖越想越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大爷的还睡得着觉？

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达峰是自费留日的。加入同盟会后不久，便因不满孙文只经营华南而无视长江上游的战略，同孙武成立了外围组织共进会，回国分驻两湖，策动起义。

咨议局代表跟革命党约好在福寿茶楼见面。当天，代表恭候多时，方见“有穿天青团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陆续而来四十余人，长袍短套，不伦不类”。

焦达峰的“小弟”成分比较复杂，有新军士兵，也有黑帮成员，被咨议局的代表鄙视很正常。

黄忠浩刚换上军装，就见到了老相识——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

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处世圆滑，被誉为“药中甘草”。谭延闿对黄忠浩大谈由巨家世族（咨议局）和军政长官（黄忠浩）联合的所谓“文明革命”，劝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黄忠浩略有心动，派亲信去汉口打探消息。回报说清军已大举南下，民军却无新的战果。

于是态度逆转，摆出一副要当中兴名臣的样子，准备佑我大清。

谭延闿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么“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党接头。

深受张之洞赏识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后办起了实业，在士绅的拥护下做得风生水起，成为矿界领袖。

人望日隆的黄忠浩修治洞庭，资助教育，保路运动兴起时还率众反对铁路国有化，可见思想非常进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后定能和同乡黄兴一样变成铜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极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区，出产了唐才常、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况且，长沙刚刚爆发了抢米风潮，人心思乱，一点即燃。火药桶上的余巡抚只好返聘黄忠浩，让他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巡防营，至于新军，早已毫无悬念地被同盟会渗透，不抱希望。

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沈从文幼小的心灵。当他成年后来到北京，向亲戚解释为何背井离乡时，道：“六年中我眼看身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也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

湖南的光复血雨腥风，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杀了反革命，反革命杀了不革命但被当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杀了被当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归根溯源，要从巡防营统领（湖南武装警察最高长官）黄忠浩讲起。

黄统领带兵有方，人称其军“忠字旗”，唤其人为“小曾国藩”。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覆没，死了几千人！”

造反已然失败，杀戮刚刚开始。

我在道台衙门口的平地上看见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辕门上也挂满了。（《从文自传》）

清军将城内布置妥当后就下乡抓人，集中起来赶到河滩上乱刀砍死。每天杀一百个，持续了个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冻，也不担心尸首腐烂，陈列在河边正好“以儆效尤”。

第十三章 府院之争与刺宋谜案

为谁流下潇湘去

湘西的凤凰城古色古香，恍如梦境。

沱江穿城而过，清莹澄澈。虹桥的倒影随波荡漾，变幻多姿。吊脚楼下，苗家少女赤足临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扬，宛若从《边城》里走出来的翠翠，沁人心脾。

烟雨中，江上薄雾缭绕，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远离尘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当九岁的沈从文一觉醒来时，宁静被打破了。

几个叔叔全部消失，父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太师椅上，两眼无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杀过仗了没？”

以前无论是当直隶总督还是军机大臣，头上总有一片天，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指挥棒。而现在，面对共和这个全新的事物，没人告诉他路在哪里，只能摸黑一步步往前挪。

北京政府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各省都督自立为王，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前清遗老们躲进故宫成一统。

社会矛盾层层叠加，最终都堆到袁世凯的案头。可即使他有心解决，巨大的财政窟窿也不允许。

中央的孱弱、地方的混乱，迫使他去了解鼎革之际在主流视野之外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多少真相隐藏在黑夜之中，无人打捞，正如多少冤魂在革命的宏大叙事里湮没无闻……

就职典礼上，他以河南口音宣读誓词，豪迈的语句（“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却被念得索然无味。

莫理循现场记录道：

袁世凯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他太累了。

睡得越来越迟，起得越来越早，可时间永远不够用。

从大局看，他亟须的是安定而不是动乱。毕竟民间的信赖，列强的支持，都建立在只有袁世凯才能重建秩序这一心理基础之上。

因此，他但求传递“只有我能终结混乱”的信号，给被义和团吓怕了的洋人看，给冯国璋和张勋等成天以为自己是伯夷叔齐的北洋将领看。

而此次骚乱一度蔓延到天津，做梦都想让中国分而治之的日本甚至从东北驻军抽调了一千五百人赶赴北京——种种迹象，完全同袁世凯的愿望背道而驰，自然也帮他洗清了嫌疑。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哗变并非针对专使团，而是曹锟所部官兵因不满政府停发每月的“战时特别军饷”，遂以阻袁南下为名出营抢劫。

结果误打误撞地给袁世凯提供了拒绝离京的借口，黎元洪和列强第一时间表态，拥护奠都北京。风遗尘整理制作。

饶是孙文嘴硬，说要提一支“劲旅”北上协助袁世凯维护和平，但还是架不住内部同志的苦劝，勉强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当然，事变发生的时间太过诡异，袁世凯的运气也好到不可思议——革命党炸不死，不想走乱兵留。整个一日本热血动漫里的男主角，如有神助。

因此，怀疑兵变由袁大头自编自导的流言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说法之所以经不起推敲，在于不了解袁世凯的心态。

蔡元培等人也不着急——本来就觉得孙文的要求不科学，权当公费旅游了。

谁知，天子脚下因为刚没了天子，不太安定，一场兵变不期而遇。

当晚八点过，城东忽然传来枪声，一群士兵从朝阳门冲入，高喊着“袁宫保要走了，没人管我们了”，一路打砸抢掠。

从东四抢到东单，直至前门大街，上千家商铺民宅遭殃。

蔡元培等闻听窗外嘈杂喧哗，须臾枪声大作，慌乱中连鞋袜都顾不得穿，衣冠不整地逃往东交民巷，跑到英国人开的六国饭店里避难。

袁世凯接电，一喜一忧。

喜的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要等国会成立后由议员选出），古今中外只有华盛顿享此殊荣；忧的是必须南下即位，龙离大海。

平台就是舞台，放弃等于下台。

于是，袁世凯婉拒道：不是我不去，而是人民不答应列强不乐意。并以退为进地提出自己打算告老还乡，当共和国的国民，北方军队就有劳你们妥善接收了。

孙文决心奉陪到底，派出以教育总长蔡元培、法制局长宋教仁为代表的专使团，赴京恭请袁世凯南下。

专使受到隆重的欢迎，袁世凯每日宴请，气氛融洽，就是绝口不提南下的事。